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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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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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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关于罪犯认定的论文,很“科学”很“无辜”  

2017-05-16 15:28: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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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研究,不管采取任何的科学方法,其前提是: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立得起来的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立得起来的真问题?它和研究者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假问题的区别是什么?

1.       交大论文看起来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个人的照片来对他是否是罪犯进行判断。这个问题不是立得起来的问题。理由是: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他的社会身份/角色到底是什么(例如是否是罪犯),取决于他切实地已经做出的选择;脱离开个体所做出的选择而用其他的关于个体的信息来判断个体的社会身份/角色,这和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个体的社会身份取决于个体做出的选择这个关于个体的最基本的前提预设相冲突。除非“个体是否是罪犯”这样的问题在性质上是先验地给定的,就好像个体的基因、血型等是出生时就给定的一样,否则,试图用个体的照片的信息来对个体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的选择是什么进行判断从一开始就是荒谬的。

2.     2.    在现实中,个体要被定为罪犯,除了以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人为前提之外,还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锁链来表明个体已经切实实施的行为确实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要件。这是一套严格的程序,且只有国家公诉机构才有权力做这样的事情。一篇以判断个体是否为罪犯作为问题解决目标的论文,必须以这样的关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基础事实背景为前提,对它不是漠视、忽视,而是足够的重视,并在选题时自觉。如果研究者针对的是对一个人是否是罪犯进行判定的问题,那他必须首先知道“罪犯”这个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怎样被使用的、一个人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被认定为罪犯等,否则,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他的研究不是真正关于一个是否是罪犯的认定的,而是在做别的什么事情。

3.    3.   我们姑且假定交大论文作者是懂得“罪犯”这个词在现实中是怎么使用的、一个人是要经过什么样得程序才能被称为罪犯等。也就是说,我们假定,他们并不意图改变目前“罪犯”一词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世界中的含义、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使用来指称个体。如果是这样,这个论文的工作可被理解为意图对现行的认定罪犯的程序在操作中提供某种帮助。

                    “从个人照片来判断个体是否是罪犯”,和“为司法机关的认定罪犯的程序操作提供技术帮助”,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可以认为是明显的荒谬,不能想象任何国家、任何机构或个人会支持这种研究;后者,至少听起来还是有值得探讨的空间的。

4.            4.   不过,假设研究的目的是为“司法机关的犯罪认定提供帮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帮助在公诉机构、司法机关办案的哪个环节可能是有价值的呢?公诉机构、司法机关在哪个环节、怎么操作可能使得论文作者想提供的那种技术帮助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帮助,而不是对他们的操作造成干扰?实际上,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公诉机构、司法机关只能是基于个体行为的有效的证据来对个体进行犯罪的指控和定罪。再多的关于个体的其他信息,例如,个体的照片,本质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司法机关来讲,这种通过照片来对个体是否是罪犯进行判断的“帮助”,在性质上和我们对一个人是否真的犯了罪的主观感受其实是一样的:无非是前者靠宣称自己的结论是科学的、确凿的试图来影响审判,后者则是赤裸裸的主观任意。

5.     总的说来,交大论文的研究即便是对其做最有利的解读,依然在性质上属于是无法落地的虚假研究,也就是说,是研究者基于自己想当然地提出的、在现实中根本就无法成立的问题而展开的研究。

6.     为什么一项自认为科学的研究分析起来居然是这种性质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根本缺乏基本的背景知识;研究者对自己研究所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缺乏自知,和研究者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嵌入在现实世界之中的缺乏自知,其实是一个事情。交大的研究者只是在字面上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把握,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把握。

7.     在现实中,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缺乏自知却还能够自我繁殖地研究,通常不会得到企业界的支持,但不妨碍它们得到政府的科研资助以及用于发表论文。通常,这些研究的特征有:它们对于所解决的问题只是做字面的形式上的解读,而并不太花力气对问题解决的具体应用场景是怎样予以说明;它们不是通过对于问题的解决来自然地说明其研究方法的价值,而是更愿意抛开问题解决所带来潜在价值去强调研究方法本身如何的科学。

8.     方法还是问题,到底是谁主导谁?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是针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吗?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中立性,可以用来为根本就不成立的研究进行辩护吗?简言之,以科学的名义就可以做问题都不成立的研究?

9.     比起到底是否采用了某种所谓先进的科学方法,一项研究“是否是真问题主导”这其实是更根本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交大论文所使用的技术(大数据条件下的图片识别技术),我们会看到它和谷歌开发的图片识别的人工智能似乎有某些相似的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的它要解决的问题,则会发现,它和谷歌图片识别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后者是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是确实有现实的运用场景,而交大论文与其说是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不如说,是在刻意地运用某种被视为先进的方法来解决一个自己虚构出来的问题。

其实也因为此,这样的研究会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照之下,真正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如谷歌的图像识别技术,则更多地强调的是问题解决的效果。

10.  需要对交大论文的方法是否科学、严谨进行评论吗?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对这个环节的事情进行评论是价值的?很多评论者都花了力气对交大论文采用的方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例如,指责它的照片数量太少,识别的精度其实不够高等。这些指责,都潜在地以交大论文所针对的问题是立得起来的为前提。

11.  只要不是纯基础科学的研究,而是应用型研究,那么,真正立得起来的问题,是不愁现实的应用场景的。交大论文的研究,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无论如何也无法为其设想出合适的运用场景。这样的研究,是伪经验研究。

伪经验研究不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且因此也无法嵌回到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如果是伪经验研究,科学的方法、手段其实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严谨就是毫无关系的;所谓的科学、严谨,其实沦为了伪经验或虚假研究的遮羞布,它们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解决引开,让我们注意不到他们的研究在出发点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不管是研究者有意识地竖起科学的屏障来对为自己的虚假研究提供遮羞布,还是研究者自身因为缺乏基本的素养,误把科学的分析方法本身当成是研究的科学性,我们都需要对“以科学的名义来对虚假问题的研究进行捍卫”加以警惕。

       12. 经济学领域伪经验研究或虚假问题的研究泛滥成灾。症状和原因跟交大论文几乎一样——症状上,都是强调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研究的结论缺乏切实的应用场景;原因上,都是与研究者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是真问题缺乏把握,进一步又是源于对现实生活世界作为最基础的背景要么缺乏常识,要么装不懂。

       交大论文作者也可能是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罪犯”这个词都是意味着什么、一个人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被认定为罪犯真不懂,也可能在装不懂。他们要懂了,就不会有目前这个论文了;类似地,在经济学领域,有著名经济学家对于大跃进时代搞的集体化运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懂(或者装不懂),才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去验证这个运动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如果他懂,则他被认为高大上的论文反而是没得做了,因为,当时的集体化根本上就是对个体行为的强制,在强制的情况下人际之间的联合是假的,根本就不能指望导致更高的生产率。

      如果所谓很“科学”的论文,本质上源于研究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的不懂或装不懂,源于因此而提出的伪问题,这样的“科学性”,要它干嘛?

     13.  因为对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的不懂或装不懂而提出的伪问题,和真问题的区别,如同画家画出来的小草和真正长出来的小草的区别一样大,用前者混淆后者,产生的危害也可比用画出来的小草来替代长出来的小草。好的研究会基于对小草的生长机制的理解而使得小草长得更好,坏的研究则误导人们纸上画出来的小草就是现实中的小草、就可以替代后者。
       上海交大论文的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成立,我们循着类似的逻辑,也可以臆想出一系列的问题,如是否能够从个体的言语、口音、吃饭的姿势、穿着打扮、下班时行径的路线等来判断个体是否是罪犯。这样讲大家立即会觉得荒谬。但实际上,交大论文的提出的问题难道严格地讲不就是如此的荒谬吗?“罪犯”,是一个现实世界中建筑在大家都认可的一系列的操作基础之上的概念,它就像一颗活的小草,它是什么长出来的、现实世界中人们管什么样的对象为小草,是先于理论家的推理/分析;理论家能够做的,只能对它的支撑逻辑加以揭示、对其达到理性的自觉,在此基础上来改善它,而不能用自己臆想的小草的概念来替代它。
      大数据时代的某些技术条件在未来很可能可以运用于帮助公诉、司法机关等来实现对罪犯嫌疑人的立体画像,从而通过提升证据的质量来使得定罪量刑达到更高的精确度。但是,有关的技术不管怎样使用,它们都不至于修改何为“罪犯”的定义和基本操作程序;有关的技术要真有用,它一定是需要、也能够嵌回到公诉或司法机关的证据形成的操作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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