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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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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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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反对18亿亩红线?是因为算得不对?   

2014-08-26 20:56: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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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经常给人的感觉是很懂数据、很会算。面对中国的土地政策问题,面对18亿亩红线需不需要保的问题,有些经济学的本能反应是,这个数据到底对不对?似乎,如果所谓的数据掌握翔实了,就可以保证中国的土地得到利用了。循着这个思路,有些人就想用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土地浪费最严重的地方是在这里、那里等等,例如,说开发区其实大量地占用了土地并且没有好好利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是,城市大量的土地实际上并不是用于建住宅了,而是用于工厂的库房了等等。

像这些讲法听起来煞有介事,但其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这样的说法预设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在具体情形中到底怎样算是有效利用、怎样利用算是不浪费,是一个技术性决定的事实,而经济学专家的作用,就在于把这些事实或数据收集起来,为政府知道如何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提供必要的“知识”,政府或者或有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而不是一个个的行动的个体)才是保证资源有效利用的主体。这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思路,在实践中它意味着政府不是为个体尤其是企业家因地制宜地利用身边的资源营造合宜的制度环境,而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下指令或以执法监督之名对经济生活的主体的决策进行干预。

认为政府可以直接进入具体决策的层面来认定什么叫做资源的有效利用,用政府相机决策的权力(通常打着捍卫“公共利益”的幌子)来保障资源有效利用(或者其他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实际上,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就产权主体需要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之下行事而言,和其他别的任何稀缺资源并无区别。所谓的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同其他资源的有效利用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产权主体——当然,是在产权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自己判断的事情。当经济学家们介入关于土地的利用到底应该如何优化配置时,或者争论个体是否拥有在土地上干特定事情的自由时,他们争论的真正问题其实应该是,到底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就土地的利用建立起什么样的普遍规则(而绝不是个体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普遍规则之下,个体到底如何利用其土地,任何人不得干涉;公共利益的实现,包括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或优化配置,都在于规则对于土地利用所施加的事前限制。如果觉得有关的规则不能保障有关公共利益的实现,那么,办法只能是修改规则。在国外,因为针对土地作为产权对象的规则已经演化得来非常繁复,人们有时会说,国外也是在对土地利用进行用途“管制”。这里,需要明白的是,“管制”也需要区分基于普遍规则的管制和基于专断权力的管制。我们不能用这个含义不清楚的词将“法治之下的约束”和“任意的权力对于个体的干预”混淆起来。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普遍的产权规则缺乏的问题,因此,是由行政权力相机性地对土地应该如何利用(尤其是,针对大的土地用途,例如,是作为农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在商业土地利用的范畴之内,是住宅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等等)。这导致私人决策主体的决策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腐败的问题。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需要利用土地的企业家都面临着和任性的权力机构打交道的问题。而中央的各种政策,不管听起来意图多么良好,几乎都总是在“由权力来保障土地的有效利用”的框框里变来变去,无非是今天政府认为土地这样利用更好,明天那样更好而已。例如,不管是一些所谓的经济学专家还是政府,当看到某些土地利用的做法如所谓的家庭农场取得了成功,就说这是应该大力推广的,并从此出发制定所谓的政策。他们意识不到,资源到底如何利用,是企业家需要判断的事情;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告诉企业家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而在于为企业家的活动提供可信赖的法律保障。

可以说,原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导致的政策也只能是原始的、粗鄙的,而现实中的人们为了适应这样的政策,不得不投机、贿赂等等。实际上,完全可以想象,真正的企业家是并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谋生存的。他们更希望的局面是,他们可以不需要根据任何政府的意愿,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政府的一时一地的所谓政策,最好不要干扰企业家的计划,因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到底怎么利用资源,那是他的权利。

中国目前围绕土地问题产生一系列不良症状,不管是强制拆迁现象,还是土地审批中的腐败现象,或者城市中的高房价现象、大量的农村土地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的现象等等,都可追溯到我们采取的“由政府行政权力直接决定土地资源的配置”这个非常坏的制度模式。支撑它的,是我们的国有产权制度、集体产权制度。这些所谓产权制度,究其本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而恰恰是反产权的,是由法律为政府专断的行政权力来直接决定土地如何利用提供保障的制度。所谓的公共利益,在这样的制度下,不是由一般规则保障的,而是由专断的政府意志——当然,它会打着公益的幌子——来保障的。具体到所谓的18亿亩红线的政策,也是依附于这样的坏的制度模式的结果。这样的政策其长期中的危害性,并不在于支撑的有关数据本身不正确,而在于背后的计划经济的、或者说人治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此看不清楚的经济学家们,注定了只会为理顺中国的土地问题设置路障:他们越是显得科学、越是让公众或者政府相信他们的计划的科学性,他们就越是耽误中国的土地治理从人治转向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普遍的规则之治,而非专断的政府意志之治。可以说,强调自己获得的数据的科学性的研究者,一旦对其数据于政策的意蕴不加以严格限制,他的思想就会被粗鄙、原始的关于什么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或者说什么是最优资源配置问题)的观念所俘虏,其数据的科学性就一定只能服务于他自身所宣称要服务的目的的反面。

事实上,如果认真解读,茅于轼老师对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反对正是出于上面的考虑。当然,至于说不按照计划经济的人治的思路,我们如何可以走上普遍的规则之治的道路,这是茅老师没有太多地涉及的。但从目前天则所、周其仁以及华生等的讨论来看,我感觉,问题最终会收敛到“如何为土地这样一种异常重要的产权对象建立普遍规则”上面。当然,这对于土地已经集体化的中国来讲,牵扯到比一般的国家更大的困难,但这已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但不管怎样,有必要深刻地认识到过去采取的道路的错误,并逐渐为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做一些铺垫。 而那些精于数据收集、测算的专家们,如果能够为下一步的不同类型的土地产权的界定提供信息支持,而不是为当前的计划体制提供支持,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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