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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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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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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理性  

2014-07-09 16:00: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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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意图理性(对自己有利),但并不一定做得到真的理性(真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做事情)。意图理性是自我指涉的,即个体的行动是基于个体自己认识到的“对于自己有利的方式”,所以,意图理性是一个逻辑真理、不容反驳。极端地讲,即便疯子,也是意图理性的。自我指涉的意图理性显然没有经验含义,所以,真正值得关切的是,到底个体是否真的理性?但何为真的理性?尤其是,当个体是在人际互动的语境中时,我们怎么来理解何为理性?例如,我们是否还可以按照“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思维来理解它?

      在经济学中有所谓的“理性的悖论”的说法。在人际互动的决策领域,个体理性的选择反而导致不理性(即对自身利益不利的、自己也不希望)的后果,此为“理性的悖论”。囚徒困境这个比喻或概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此思想。按照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囚徒困境反映的是个体理性和社会或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因为个体视角出发理性的选择从社会的或集体的角度看可能恰恰是不理性的、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所以,这意味着市场失灵,也意味着政府介入干预以改善市场结果的必要。

       老实说,理性的悖论给建立在理性决策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博弈论,带来不小的挑战。这个挑战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更严重,因为它涉及到的是,用决策理性的思维——该思维总是把个体面对的一切条件包括他人的行动都作为类似于自然界的给定之物——来研究人际互动领域的个体行动是否合适的问题。就概念层面而言,在决策理性的框框里当我们说个体是完全理性的时,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的可能的行动空间有完全的、绝对的把握,就如同对自然界的事物的把握一样。就实际行动层面而言,这意味着,个体必须坚信这种把握是没有问题的、进而按照由此推导出来的最优策略而行动。悖论在这里就已经产生了:个体怎么可能对他人如何行动有完全的、绝对的把握?能够被个体完全把握的是给定之物,而个体打交道的对方却和个体自身一样,恰恰是自我定义的自主行动者、是不能被先验地锁定的。

       完全把握他人(也是绝对控制他人)的信念,也是Mirowski(2002)所说的受迫害狂想症、无法和人进行人际交流的人所偏执地持有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正常的、具有人际沟通能力、能够意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是自我利益促进的唯一之道的人来说,是近乎疯狂的、或者说恰恰是非理性的,但对这样的人来说恰恰是唯一地理性的。显然,所谓的“理性的悖论”源自于对于理性的一种狭隘的理解,它适用于个体和自然对象打交道的问题情形,也是那种不理解人际互动的、不具有社会性思维而仅具有计算能力的个体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理性。对于那种只能和物打交道,或者说只能把人当作给定的物来打交道的人,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来讲,属于社会认知严重缺陷的人。这种人在自我指涉的意图理性的范畴内,和所有正常人一样,是完全理性的,其唯一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个需要维持基本社会生活的人来讲致命的——是他的那种理性所基于的信念(即:对他人如何行动具有完全的信息、可以把他人行动完全纳入自己的算计范围的)是完全没有基础的。

       如果说具有社会认知缺陷的人的理性必须被认为是病态的理性的话,本质上建立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的经济学也是需要病理治疗的。现代经济学可以说是近乎偏执地而不自知地把所有问题——尤其是经济学关切的人际协调问题——处理为决策理性的问题(博弈论看似在讲人和人的博弈,但从来都是把对方行动行动空间当成是先验地给定地,然后进行推导,所以最终还是单纯的个体决策问题、求解问题,而丝毫不涉及真正的社会中的人通过人际互动而生成人际规则的问题)。当理论家这么做时,其实是不自觉地从病态的、社会认知严重缺陷的个体理性视角出发而言谈论理性,并由这样的视角去观察、评论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可以想象,正常的、具有社会认知能力的人觉得是理性的——例如,不到万不得已,倾向于假定他人是合作的、并自己也采取合作而非背叛行为——恰恰在病态的理性视角看是非理性的。所谓的“理性的悖论”就是这样做的后果之一。

     为什么理论家陷到病态的理性视角而不自知呢?这确实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现实中的人如果这样,一定会因为有病而自动地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所以不会成为社会人群的主流,也就是说,现实自动会使得社会中的个体不会大规模感染上病态的理性,但理论家却不然。如上所言,面对所谓“理性的悖论”,更多的时候理论家不是反思自己的理论视角是否和自己所研究的现实从一开始就是格格不入的、自己所认定的那种意义上的理性是否恰恰是非理性的,而是更愿意继续往前走,继续在病态的理性基础上做文章。从囚徒困境得出的所谓市场失灵、并进而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思路,相当于在说:按照病态的理性行为的个体无法形成对各方都有利的社会合作,所以,需要一个外部的强势主体——当然是在政府——来介入、干预。

    多么荒唐!怎么可以先认定个体不具有正常的理性能力(指不是把他人当成是给定,而是当成和自己一样的行为者,并因此认识到自己只能通过和他人合作、共赢才能增进自己的利益),然后“预测”说个体的“理性”(指上述意义上的病态理性)不能导致社会合作,然后说政府的干预是唯一的出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理论家对于自己所使用的“理性”概念到底意指什么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的。

      MacClosky曾说,外行的人很难想象很多常识的问题正常人都能理解的,唯独很多经济学家就是不能理解(当然仅针对陷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框之中而不自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理性的悖论以及背后涉及到的更重大的方法论问题——决策理性的思维对于理解人际合作领域的个体行为是否合适——可以算作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Smith(1974)也讲到: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经济学家确实因为错误的理论的教化而理解不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所幸的是,实际社会的运作不是像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它被决策思维所绑架了)所描画的那样——如果是那样,我们不会看到大规模的社会合作,而是人人为敌的霍布斯局面。

      病态的理性者必须依靠一次次地强化自己的信念而获得暂时的喘息,但这样的信念越强化,它就越是使个体陷入疯狂的边缘。这就是(完全确定性意义上的)理性之非理性。做一名理论家的风险可能也在于此:一不注意,自己就成为自己所构筑的理论的囚徒而不自知,看似高度理性的理论结果整个地是建立在非理性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从长期看, 经济学的理论家必须把懂得人际合作、并懂得维护、遵循使得人际合作可能的规则称为理性,而把他人当成给定、以为可以通过完全掌握他人的行动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称为非理性。到那时,经济学就不再需要病理治疗了、经济学家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就不再拧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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