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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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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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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地自利”与“自利”本身:针对《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的几点意见  

2014-03-12 21:15: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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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性概念都是高度抽象的、有足够弹性的从而容纳尽可能宽泛的经验现象。

2、  基础性的概念需要足够抽象从而能够兼容各种经验现象是一回事,是否服从于具体的学科认知目的的要求而做到了在正确的方向上的抽象又是另外一回事。

3、  由于基础性概念的这种性质,基于它与经验现实不符的证据对它进行指责从一开始就是荒唐的、错位的(因为,它一定是能够兼容各种的经验现象的。)。对基础性概念的指责,必定是因为认为它是进行了错误的抽象,而绝不是因为认为它和直观的经验现实直接抵触(弗里德曼1953年发表的影响重大的方法论文章对此有值得重视的阐述)。

例如,在决策理论中,个体理性被抽象为“逻辑一致性”:不管个体具体的目标是什么、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只要个体行为没有违背逻辑一致性的要求,那么,它就被认为是理性的。这样的理性概念为分析经验中各种各样的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理论视角。这样的抽象不仅是与经验中各种行为现象相兼容的,而且是对它们进行分析所必须的(虽然总是需要结合具体的经验条件才能进行这种分析)。

当然,不是说这样的抽象不能批评以及不可能有更好的替代性的抽象出现。但任何有意义的批评,都一定不是针对这样的概念的不现实性,而是针对特定的概念所进行的那种抽象是否(对于学科的认知目的)合适。{弗里德曼把抽象是否合适的问题等同于它是否能够导致足够准确的预测(test by prediction),或者说,由它出发得到的逻辑意蕴是否和经验现象一致the conformity of the logic implications of a theory with observed phenomenon。如果经济学是彻头彻尾地是一门解释和预测的学科,那么,弗里德曼就是对的,但是,正如森、布坎南等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不仅仅是如此,它还是一门道德科学,那么,弗里德曼的观点就是值得商榷的}。

4、  就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理性人以及自利作为其基础性的概念同样是高度抽象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到底这种抽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种抽象如同一个函数,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定义域的;只有在定义域之内,我们可以说,函数是成立的;超出其范围,我们会说这是无意义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实践来看,其实并不清楚(在我的论文中对于新古典理论家到底是如何使用这些概念的,有更清楚的梳理。这里略过)。

5、  当新古典理论家们本身对于其基础性概念到底是怎样的处于混沌的情况下,如何对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性概念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又是什么?

最浅薄、最容易的批判是认定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和自利等同于特定的经验所指(例如,认为自利等同于自私自利以及不择手段地攫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并因此不懂得交易、合作——总之,与无生命的最大化机器一样,只知道机械地针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具备通过构造人际合作的环境而改善自己命运的能力)。目前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走的是这条道路。《互利》的作者走的也是完全一样的道路。这样的批判的精髓在于: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最轻松的靶子(之所以轻松,因为任何的经验实存都是找得到对立面的:你认为个体是自私的,那好,反对者就立即可以出示个体不是自私的证据;你说个体是只追逐金钱利益的,同样地,可以出示无数的个体还要考虑荣誉、社会地位等的证据),然后说,你看我击中了。

这样的批判丝毫无助于回答“经济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应该如何抽象”这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通常,这样的批判引出的建设性主张是这样的:现实中的人很多时候是会把他人利益考虑进来、是懂得互利合作的,所以,我们应该以这样的假定——如互利、互惠、有条件的利他的、具有社会性偏好的个体等等——来替代(被认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私自利”的假定。

6、   目前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针对新古典的理性人/自利概念的批判都系统性地混淆了“处于基础性的概念层次的抽象”和“作为概念的具体经验呈现”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在此,我用不同的符号分别表示:作为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自利(x),和用来对经验中某种或某类具体的个体行为进行刻画或形容的自私自利、利他、互惠等等Y(Y0,Y1,Y2……)。

《互利》的作者和普遍的行为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本来是自利(x)应该如何,但却是在Y(Y0,Y1,Y2……)这个层次做文章。当他们意图用特定的个体行为特征(或行为倾向性)来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假定时,他们如果头脑清楚,必须思考:到底是将Y当作是最终的、不可再追溯的解释因子(通常这种情况下,它们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生物地决定的),还是当作本身需要进一步被解释的。

答案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需要来自于其他的学科——人类学、基因学、神经科学等——的经验知识给出答案。经济学,只能接受其他学科给出的答案而对此不容置喙。目前行为经济学中很多人给人感觉是这么想的(但没有达到自觉地、一贯地按照这个思路做的程度)——这也是现在很多行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要从其他学科中输入经验知识的原因。按照这种思路,经济学需要建立在对个体如何行为的高度的科学的认识基础上。(这完全翻转了过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进路);不是经济学自身的认知目的决定了经济学所需要的基础性概念的内容,而是经济学需要被动地接受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关于个体行为的所谓更为真实的知识来作为自己的基础性概念——这是不合逻辑的。

答案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被认为更经验的个体行为假定(如所谓的互利)就不能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性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多经典的研究(最突出的,应该是Vanberg, Binmore)清晰地展示了各种更为经验的个体行为倾向是如何可以从自利(x)推导出来的。当然,除了诉诸自利(x)外,还必须结合经验的社会制度条件,各种具体的行为倾向才能得到解释。这些研究都保留了自利(x)、认为它是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假定,只不过,此时,所谓的理性或自利并非新古典意义上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是适应性生存的代名词。例如,在霍布斯丛林状态,个体的(适应性生存意义上的)理性或自利就会表现为是不择手段地最大化,而在文明社会中,则是规则遵循以及以利人的方式利己。

7、  《互利》的作者对于正常的商业社会的运作机理有直觉的把握。他知道“唯一与商品经济契合的是利己也利人的自利行为。”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利人也利己的自利行为”不是给定的、在那里的存在,而是一定制度规范之下才会表现出来的适应性生存行为。如果没有刑法对恶意的损人利己的行为的规范,民法对于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行为的规范,个体的适应性生存就不会是“利人利己的行为”。

在中国大量以损人的方式而利己的现象——贪污腐败、公司对股民的欺诈、污染企业对周边环境的不负责任——不是因为个体动机很坏、只知道利己而不将他人利益考虑进来,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纵容这些行为,这样的行为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存适应性。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现象就说“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类似地,我们也不能因为在一个损人的行为受到制度规范的社会中普遍观察到的都是利人利己的行为,就说“人是互利的、所以经济学目前的基础错了”。

8、  需要对目前的经济学出的问题进行准确的诊断。错误的、浅薄的诊断不能导致有效的建构(我的论文对此有展开的论述)。由于所涉及到的问题足够重大和深刻,所以,要求研究者充分意识到问题的难度,并且对于相关的重要研究有所把握。不管是从作者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从他所参考的文献来看,情况似乎刚好相反。像Vanberg, Binmore、实验经济学家Smith、桑塔菲学派的一些人等等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作者甚至都没有提到。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实验,作者也只限于不加批判的介绍性引用,似乎,他根本就不知道围绕实验的设计、解释产生的争议是非常多的。更不用说对于20世纪上半叶到现在以来围绕经济学的基础性假定是否现实的比较重大的方法论争论,作者根本就当它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感觉,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一名研究者在对待它时如果不能表现出与之匹配的慎重和严谨,尤其是,在论证中反映出对各种重大的质疑充分的自觉意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对此问题有了最为初级的把握。

不排除一些天才的个体甚至在对之前的人们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缺乏把握、乃至不太知晓的情况下而就锐利地触到了问题的根本。但《互利》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此列。

以上所说,建立在把《互利》一书作为严肃的学术作品的前提上。但如果从一开始该书的定位就不是这个,那么,以上所说就整个地是不相关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如果是那样,我不会针对《互利》一书写一个字的评价。

 

 

  P.S. 对于行为经济学背后涉及到的方法论问题的批评非常多。今天中国的学者如果不愿意仍旧采取仰视的态度看国外的所谓前沿知识,至少有必要对正反两方面的争论都有所了解。Gul, F., & Pesendorfer, W. (2008). The case for mindless economics中的这段表述在精神实质上与我上面讲的非常一致;我也相信从长期来看,这些认识会成为共识:

"rationality is not an assumption in economics but a methodological stance. This stance re flects economists’ decision to view the indi-vidual as the unit of agency 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urposeful behaviors of di fferent individuals within various economic institutions. One can question the usefulness of this methodological stance by challenging individual economic models or the combined output of economics but one cannot dis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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