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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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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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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人/企业家 vs. 新古典理论中的最大化者  

2014-02-23 01:14: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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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的分析性概念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均衡,不管是局部的还是一般的,都是关于给定条件下求解性质的问题。个体在这样的理论中是刺激-反应地行为,或者说,发挥的是类似于最大化的自动求解机器一样的功能。给定问题的求解用通俗的话讲意味着问题场景对个体来说已经给定,个体的“理性”能力此时就无非是最大化计算(和执行)。今天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宣称自己是一门预测的科学,根源在此【因为问题场景——待求解的问题——都已经给定,当然个体就只能做“规定动作”了。不做规定动作的要么被淘汰了,要么也会逐渐学会了向“(问题的最优解所要求的)规定动作”收敛】。当然,这也是诸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米塞斯(1949)布坎南、森(1977)shackle(1961),Lawson(1997) 等指责新古典理论中的个体选择实际上是“伪选择”或“没有选择”的原因。

       奥地利学派的逻辑起点是“行动的人”,现实中企业家是其集中化的体现者。所谓“行动的人”指的是能够对多种可能的行动线路在未来的可能结果进行预见、并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促使自己更偏好的结果出现的人。在人际互动的社会性语境中,个体主要依靠和他人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而促进进行的利益,所以,“行动的人”特别重要的一个指向就是:将能够吸引他人合作的条件从无到有地创生出来。例如,面对一帮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局面的人们,企业家如果能够游说大家都接受某种规则,那么,就可能帮助大家摆脱此局面,使所有人的福利得以增进,在此基础上也使自己获得新增的蛋糕中的一块儿。(像打车软件起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作用,虽然在没有它之前用囚徒困境形容当时“有人打着车但又有空车没人拉”的局面可能并不合适。)

      新古典理论和奥派理论对于个体的不同刻画有深刻的意蕴,尤其是在对什么市场、对于市场运作的福利评价以及政府政策问题上,会表现得很充分。争论到底何者应该构成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不是一个无聊的、形而上的问题。具体而言,新古典的个体刻画导致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采取的是这样的套路:直接从给定的问题场景(不管是最简单的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计算,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用来得出“个体理性导致非效率”的概念如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等)出发对个体行为进行推断,进而对由此产生的社会性结果进行福利评价(有效率或偏离有效率);如果偏离了被认为的最大化边界,则被认为市场失灵,并进而为政府替代市场来解决问题提供理由。这样的分析最大的特点在于,“均衡”(或最大化)的问题永远和(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求解问题联系在一起:要么从(自认为可以)认识到的条件出发,求解均衡结果,要么反过来,从(自认为可以)认识到的最大化结果出发,对现实进行评价。总之,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是被处理成或呈现为(凭借某种客观化的认识事前就可知的)认识问题,和行动的人(或企业家)所具有创生的能力没有关系。  按照西蒙的话讲,There is only one “objectively optimal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presented”(simon 1987: 267)

        新古典的分析套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有表现。公共物品的问题、定价问题、特定的资源的产权形式问题等在新古典理论那里,都变成了一个问题。例如,灯塔被认为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提供(当然科斯举了经验例子似乎对此有所反驳,但此反驳丝毫没有触动新古典理论家的论证思路的要害),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被认为会导致市场失灵(即:不能达到被认为应该可以实现的最大化)等等。总之,按这样的分析套路,一切都是事先就客观地决定的,而经济学专家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它“客观地”告诉大家(其基本内容是:在某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会有市场失灵)。

      与新古典的做法相反,奥派的理论家普遍强调行动的人的概念,尤其是企业家的角色。但是,除了在“市场过程论”中奥派学者对企业家的创生角色加以强调了之外,在方法论上,目前奥派学者普遍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行动的人的概念意味着“个体的行动是由个体对于其所处的环境的认识、判断所中介了的。”也就是说,是行动的人在感知他们的行动场景,独立于行动的人谈给定的问题场景在逻辑上是荒谬的。面对新古典“先设定好问题场景,然后推论说个体应该或会怎样做”,奥派学者如果有足够敏感应该站出来说:“错,应该先有米塞斯意义上的、有主动精神的行动的人,然后才有这些人眼中看到的问题场景,然后,才有他们的行动及观察到的结果。”

    以囚徒困境这个概念为例。本来此概念的正确用法是:如果一群人各自根据自己的占优策略而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出现时,这群人可以被认为是陷入囚徒困境中了。注意,这里的主语是特定化的,即这一群人在特定的情况下的人,所以,不意外地,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群人潜在地是可以通过改变有关制度安排而摆脱囚徒困境的。但目前很多经济学家的用法是,抛开当事人(尤其是当事人对具体的场景的认识)来谈论囚徒困境是如何地导致了非效率的后果。似乎,一个特定的情形是不是囚徒困境,就如同一把刀是不是钢材做的一样,是独立于其中的当事人的客观物理事实而可以由专家直接指认的。僭越了行动的人来讲“囚徒困境”,正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宾莫尔)说的那样,相当于说,已经都假定了当事人是在囚徒困境中了,他除了按照那个情景要求的那样(或者对那个情景来说,合适的那样)做规定动作外,还能如何?

    有必要对新古典理论支撑的那种均衡分析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奥派理论进行深度开发和挖掘的过程。一直以来,奥派理论家包括哈耶克对于新古典理论中使用的均衡概念心存顾虑,但一直以来又不知是否应该完全拒绝这个概念。现在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拒绝均衡概念本身,而是要拒绝给定条件下的均衡计算;同时,奥派的理论需要基于“行动的人”的概念来使用均衡概念——此时,均衡不是指某种意义上的最大化,而是通过行动的人采取的不同行动可能的达致的多种可能的结果状态。新古典式的均衡计算断然不可能和“创生”“新事物的涌现”等这样性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基于“行动的人”的均衡概念则直接与这些相关。后者,才是现实中的人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应该作为问题的问题。

    经济学中的个体到底是给定约束下求解(与之对应的那个)意义上的“选择”,还是在多种可能的结果模式(不是唯一的均衡了,而是与不同的条件对应的不同的均衡;这涉及到行动的人对于可能的结果的想象)之间进行选择,这将决定经济学未来的出路。前者,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导向对行动的人/企业家的贬抑、废黜,进而导致对政府角色的错误理解(不是理解成为行动的人营造、孕育便利他们行动的制度条件,而是理解成直接是行动的人/企业家的潜在替代者),只有后者才能导向对于市场以及政府角色的正确认识。目前来看,后者道路是需要奥派的东西和宪政经济学的东西有一个必要的结合的。奥派中的“行动的人”概念只有当融入了宪政经济学的“规则导向”的分析时,这个概念才能不停留在像它在米塞斯那个时代的抽象阶段,而是真正鲜活起来,具体化地呈现为人在不同层面——从市场中的企业家,到针对市场规则提出改善意见的制度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到那时,经济学家的作用将不再是对个体行为进行预测,而是通过概念的引导,而使各个层面的行动的人——不管是企业家,还是立法倡议者或立法者——对于自己的选择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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