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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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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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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反智:读许小年“市场失灵了吗”一文有感  

2013-09-24 22:57: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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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反智有时只有一线之差。

把市场和政府在逻辑上并置、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对于一名政治家而言,在一定的背景下,这是智慧;邓小平身处意识形态禁锢的历史阶段,为了在意识形态上打开一个口子使市场经济被接受,他把市场和计划、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置,认为两者都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手段;这种做法有效地起到了将“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脱钩的作用,为个体的企业家精神暂时地可以免受强大的政府力量的控制、并因此有了一点点的自我生长的空间提供了些许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支撑。给定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他的任务不是要对市场经济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要使市场经济逐渐地从那个禁绝了一切个体的主动性的僵化的体制下逐渐长出来,我们说,他的做法是智慧的。

不过,把市场和政府在逻辑上并置、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如果出自一名经济学家,那么,它是反智的。主要原因有二:

1、当说市场使资源流向价值最大的地方,或者说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时,这仅仅是对现实中所发生的资源流向的结果的性质进行说明。无论现实中特定的资源在谁那里、在被谁使用,因为它们都是受逐利的个体的驱使的结果,所以,它们都是被认为用在了价值最大的地方;没有(法律上得到保障的)自主行事的个体,也就没有市场,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最优资源配置”;“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表述本身无非是换一种方式、从最终的结果所具有的性质的角度来表述“市场中的个体都是逐利的”这样一个事实而已。

显然,以分散主体的自主决策为前提讲资源配置,同以政府作为主体讲资源配置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事情。就“作为逐利个体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这个事儿而言,后者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替代市场,因为,政府不可能知道特定的资源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到底意味着什么、价值几何等、因此不可能知道“资源流向价值最大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时点指的是什么。

2、市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愿交易或者说帕累托效率;现实中的市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之下的市场;经济学家为了有意义地评价现实中的市场、能够真正地对现实中的市场运作进行分析,他必须在逻辑上将从“基本的市场规则---特定市场中的典型的个体的适应性生存策略---观察到的结果模式”之间的链条加以呈现,并以此为前提考虑是否可以通过规则的改进而改善市场结果。没有这样的分析,不管是主张“市场有效”还是主张“市场失灵”都是想当然。

很显然,不懂1的人,也不会懂得2,也就是说,不会真正的对于现实中的市场进行分析。目前,以市场作为首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分析阶段——黑板经济学当然没有分析,而动不动主张市场失灵的人,也没有真正走上分析之道。不过,就对于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所谓的“最优资源配置”的认识而言,科斯并不比他所批评的萨缪尔森式的黑板经济学家更高明:他同样是不懂得1,因此,把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错误地理解成是可以通过务实地进行所谓的“比较制度分析”而由行政的手段来替代地解决的(当然,科斯也不是推崇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但只要他把行政的手段也作为和市场的并行的资源配置的手段,这就表明,他没有理解“什么是市场”和“市场语境中的资源配置”)。

我把那些对市场到底是什么、对市场语境中的资源配置根本没有实质理解的经济学家所提倡的所谓“经济学分析”称为是“反智的”,因为,此时他们所进行的所谓的“分析”,说白了,无非是告诉人们“什么工具好用就用什么工具”——虽听起来不错但恰恰建立在对于“市场实现的最优资源配置绝非特定主体的意志可以模拟或替代的”这个最最基本的命题的不明白的基础之上,因为,如果他们理解了这个,他们就应当明白,在这种情形下,甚至谈论“什么工具好用就用什么工具”的前提都不存在。也就是说,听起来是那么回事的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务实比较”最终其实整个地都是胡言乱语。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科斯分析的“反智”的一面在“黑板经济学”的愚蠢面前似乎显得也是挺有智慧的,下面一段是许小年以赞许的口吻在表达科斯的思想:

科斯告诉我们,“市场失灵靠政府”是研究方法论上的根本性错误,它使人们误以为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实际上两者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既有互斥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这就像交通工具的选择,从北京到天津,最优策略是开车走高速,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自行车可能是最佳选择。倘若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偏离了快速安全的理想状态,你不能因此说“汽车失灵”,要求政府介入,用自行车替代汽车。同理,自行车雨天滑到沟里,你也不能说“自行车失灵”,呼吁立法禁止使用自行车。

这段话真的让我感慨:难怪我们的经济学家很多时候只能为政治家的言论做注脚呢,因为,有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认识上面真的并不超出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的层次!不过,放在邓小平身上可称为“智慧”的提法,放在经济学家身上,称为“反智”可能更为合适。

许小年的文章中的另外一段话也挺有意思。显然是受科斯关于“为什么会有企业”的提问的影响,他说:

投资银行为什么会有研究部?为什么要雇人研究上市公司?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在任一时点上都等于公司的真实价值,所有的投资者只能赚到平均利润,而不可能利用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进行套利操作以获取超额利润,因为“有效市场”上的价格从不背离价值。而研究的目标不正是寻找和买入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推荐卖出价格高于价值的公司吗?黑板经济学家断言:有效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研究部!这样一来,研究失去了意义。

这段话对于有比较健全的常识的人来讲,会觉得经济学家是不是吃错药了——说市场有效率,明明应该理解为:长期来看、总的来说,市场的竞争能够将好的生产者筛选出来、股市的价格能够反映企业的赢利状况等,结果现在它被理解成:因为优胜者自动就在那里、反映企业赢利状况的价格自动就在那里,所以,市场中的主体去考虑如何在竞争中获胜、股市上的投资者去考虑如何选择股票都成了多余了!

当然,如果放在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理论为中心来讲资源配置问题(其实就是没有竞争)的背景下,我同情地理解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家的科斯1937年写作《企业的性质》一文时采取这样诘问策略来引起人们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效率理论的反思。不过,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要批判的东西实在是太愚蠢,而批评又不是特别击中要害的话,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战果也不会好到那里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仅在于,明显的愚蠢和不那么明显的之间。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科斯的揭示之下显示出明显的荒唐,而科斯的理论呢,在根本上同那些主张市场有效或者市场失灵的理论一样,也完全建立在对“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语境下的最优资源配置”的不理解上,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对市场运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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