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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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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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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中的 “市场”与中国的现实  

2013-01-31 20:43: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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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是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在微观个体层次讲均衡,就是讲最大化,反之亦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最大化的形式化表达。在企业生产的情形,如果我们把关于生产函数“连续可微、且边际产出递减”的假定作为大体上是可信的,那么,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企业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处停止生产。类似地,在消费决策的情形,如果我们引入关于效用函数“连续可微、且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那么,消费者的最大化决策就意味着,消费者在“边际效用=边际成本(价格)”处停止消费(如果是多种消费品的情形,则意味着单位货币带来的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形式化的背景下,人们通过引入经验中有一定可信度的假设,最大化问题就和“满足边际上相等的条件”成为等价的了。也正是基于此,社会主义辩论中兰格、勒纳等数理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边际定价规则”,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中均衡的实现就意味着“边际上的相等条件”得到了满足,那么,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采纳此规则,从而实现对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的模拟。

兰格等人的“边际定价规则”遭到了科斯等从常识出发理解最大化决策的人们的反对。科斯所在的LSE阵营由于一直以来侧重于将经济学理论用于给商界实务工作提供指引,因此,那里的经济学家们更多地是从常识、而不是形式化的角度理解最大化决策。举一个非常现实例子,用以看出两种不同的路数间的差异。某食堂每天中午花300元的成本做出的菜,它总是在11点开始卖饭和大约12:30,即人流高峰结束的时间之间定一个价格,然后,等到人流高峰时间一过,再把菜的价格分阶段逐渐降低,直到最后所有的菜都出售完。对于科斯们来讲,这种分段定价的策略无疑是和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的,但对于把最大化锁定为“边际上的相等”的新古典正统理论家而言,只有一个均衡价格才是和最大化目标相对应的,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价格以及定价模式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

科斯们对于最大化的灵活、务实的思维如果贯彻彻底,它必然要求分析者根据问题场景的不同而对最大化“意味着什么”作出调整。例如,假设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目标就是以最小的成本保证粮食供应的安全,所谓的“最大化”问题在这种情形中显然就绝不是新古典理论家惯用的形式化方法所能解决的,此时,如果谁要还要援引“最大化意味着满足边际上的相等条件”来说事儿,这就是太文不对题了。又如,一个小区里的人希望小区的清洁保持到一定程度,到底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新古典的形式化分析可以有所帮助的。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看重形式化的一帮人总是强调的所谓边际原则既不能用于指导现实中的企业定价,也不能用来指引我们思考一个特定社会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除了在某些类型的问题场景中最大化确实意味着“边际上的相等”之外,在太多的情形中,最大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应该“怎样最大化”,这是无法事前统一给出公式的。之所以如此,理由也再简单不过:所谓的最大化问题,究其实质,就是“给定目标的实现”问题,而对于给定目标的实现,本来就没有定则,现实中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给定目标,这是一个取决于具体经验的问题。对此,科斯的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技术经济学、工程经济学以及西蒙开创的决策科学所提供的一些分析工具、方法、思路,都可能是有用的。总之,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思想源泉都不应该拒绝,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理性的做法,而正统经济学理论强调的边际分析此时就应该恰当地视为诸多可能有用的分析方法之一。

给定最大化关乎的是一个在具体的决策语境中的目标实现这样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有必要反思,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家会把最大化同其某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指:边际上的相等——绑定在一起?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形式化的需要?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但似乎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对这些理由就连强调形式化、边际分析的人们自身可能也并不自觉。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市场中受到价格牵引以及竞争约束的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最大化或给定目标实现的问题;前者,要求经济学家以明晰的方式把个体的选择行为和市场价格联系起来,而后者,则完全没有这种限制。

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将个体选择行为与市场价格现象相联系。在前者那里,个体选择行为和观察到的市场价格两者被处理成逻辑上完全对应的、等价的关系:给定个体行为的约束条件(包括生产技术的约束、要素价格的约束),一个市场价格决定一个最大化的生产位置。在后者那里,价格并不能决定个体生产什么,存在着巨大的个体探索的空间。前者出于可展示的形式化逻辑的需要,不自觉中违反常识地把注意力限制在了“已知商品”的生产上。显然,如果生产什么都已经给定或已知,加上在特定的时间点我们总是可以假定其生产技术也是给定的,确实企业家是没有空间的。这样理解的一个社会的生产问题,就纯粹是一个算计问题,而与人际间(指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协调需要的发现、探索、试错的过程无关。

最大化模型就这样把新古典理论家引向了一条歧途,本来,市场是权利主体在相互适应性调整的过程中各自实现自身利益的场所,现在,市场被当成了(关于给定商品的生产的)算计工具。作为算计工具的“市场”当然是可以人为设计的,因为,就像前面讲的那样,如果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当然就应对于各种可能有助于目的实现的手段持一种开放的思维。所谓的机制设计理论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实都应做这样的理解。不管个体的最大化算计还是个体之间的自愿交易,在这些理论中,无非是为了达致所谓的最优条件的手段。这些理论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市场、讲交易,但实际上是关于最大化主体的决策如何导致了给定目标的实现的最大化理论。这样的理论既然把(给定目标参照下的)最优实现当成了最高的追求,把市场当成是调动个体的最大化动机来实现此的工具,当然它会在不同的时候、机动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机制设计”以使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特定的目标。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放权让利的道路本身就是在搞市场经济了,而那种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支撑的想法倒是显得教条、僵化了。

理论常常在现实中找得到对应版本。新古典的市场理论刚好有中国作为现实版本。这一定意义上是新古典理论之幸,但一定不是中国社会之幸。前苏联经济的彻底溃败没有能够导致把市场当成算计工具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得到彻底清算,这对于今天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市场化改革,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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