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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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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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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主流改革思维:自发实践必然导向市场规则吗?   

2012-10-05 16:19: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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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女士准备写一本书,讲述中国自发秩序在这些年来的成长[1],以及它的成长对于中国制度变迁产生的积极作用,希望以此让人们看到中国未来的积极前景。和很多市场派自由主义人士(代表性的如周其仁、张维迎)一样,刘彦比较看重“政府对于已经生长出来的自发秩序的事后追认”这一事实,认为,从长期看,自发秩序的力量最终会“迫使”政府接纳它。不过,很多人对这种“选择性叙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质疑是:要是政府不追认怎么办?

上面的质疑在我看来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在某些领域民间的实践最后的结果确实是政府以“确权”的方式将其合法化,从而彰显了自发秩序的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倒是政府凭借公权力之威介入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经济实践,乃至直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导致的结果是,“政府不仅占据了大量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力,而且强行干预和深深卷入社会经济生活,形成了一个无限政府,一个没有约束也无法约束的政府。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如果不与政府保持一致和搞好关系,很难存续和发展。”(张曙光)

面对今天的现实,再回望2003年的时候张维迎的一番话——“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之处他推倒了旧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所启动的改革事业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下去”;“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当农民、工人、干部被允许追求私利的时候,原有体制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有了进一步变革需要,新制度迟早会产生出来。”——这真像是给那些相信自发实践会自动导向有限政府以及公平竞争秩序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是时候反思一直以来的主流改革思维了!

一、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改革思维

应该是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形成了这么几个主流共识,并差不多一直持续至今:1、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先从外围、边际开始,由易到难,在增长中求改革;2、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地、由基层人民的实践推动着前进的。中央不作全盘设计,而是相机地根据现实中人民具体实践而作出政策上的调整。3、市场化是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市场化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交给市场去做。

这些主流共识主要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总结基础之上,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们站在理论的“高度”在为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想提供注脚。这样的改革思想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与另外一个可以想像的改革思路——先政治体制改革,先把规则建好了再放开人们的自发实践——相比,“在游戏中逐渐形成规则、让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改革策略听起来是可行的、有希望的。

不过,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个听起来可行的策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更具有现实性?难道市场规则的建立、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是会在实践中自动实现?很多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想这个问题,他们倾向于把过去的成功经验当成是可以外推的。不仅如此。他们对于符合市场运作的内在机理的规则到底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是没有概念的,以至于他们把政府诸多反市场(也就是反规则的)的行为(如主动招商引资,而不是所有的企业提供平等的产权保护;)说成是制度创新,把政府直接当成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来看待并由此来评估其行为等等。显然,在这种背景下,自发实践如果要能够导向相宜的市场规则的建立,那就只能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

经济学家们强调自发秩序、增量改革、渐进过渡等在道理上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在“自发实践如何能够导致市场规则的建立”这个问题上只有含糊的想法,对“为什么从自发实践中可能长出市场规则”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对渐进改革的后果的乐观期许也一定是没有根基的。当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了他们最初的想像时,自然地,普遍的公众开始对他们的改革思维表现出不屑,知识界要求对主流的改革思维进行重新审视。

二、自发实践中如何可能长出市场规则?几个重大观念混淆

经济学家群体对于市场的理论认识在水平上如果仅仅与政治家(或一般的公众)相当,在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形成仍然处于进行时的国家,经济学群体的声望随着改革成效的好与坏而起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目前改革遇到的瓶颈,也是思想的瓶颈,尤其是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思想的瓶颈。总的说来,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显赫部分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理解处于一个非常缺乏反思的、本能地层次:在改革成效不错的阶段,他们会自动地成为为政治家的言论作注脚的人,而随着时间推移,眼见当初“关于自发实践自动导致市场规则的建立”的预想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时,他们只能听任他们的政策影响力式微,或者,干脆直接投奔政府,为政府的各种反市场行为再来提供理论注脚(那些把重庆模式称为“制度创新”的[陆铭]、把政府对待一个地区像一个公司一样的做法称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的[张五常]等等,无不落入其中)。

有必要重新检视那种认为“自发实践自动导致市场规则的建立”的观点,从而对“为什么从自发实践中可能长出市场规则”达到实质性的理解。在我看来,很多经济学家在下面这些问题上的头脑不清楚的,也因为此,他们对“为什么从自发实践中可能长出市场规则”缺乏实质性的理解:

1、把市场自发秩序的自发起源,同支撑市场自发秩序所需要的规则的经验起源混同在一起。

市场自发秩序当然肇源于分散个体的自发实践,但市场规则作为市场自发秩序的内在逻辑要求,却并非只能被动地等待它自动出现。经济学理论家有必要认识到,人们在特定领域的自发实践和支撑这种实践的普遍规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同下棋作为一种活动和使得这样的活动可以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规则是逻辑一致的一样。经济学理论家对于市场自发秩序所需要的规则如果有自觉意识,他可以引导人们(主要是那些对于自发秩序享有切实利益的实践者)把“(逻辑上)应该如此”的事情变成现实。反之,如果经济学家缺乏这种认识,再加上现实中特定主体(尤其是政府)的利益不支持这种事情,那么,“(逻辑上)应该如此”的事情要变成现实就倍加困难了。

周其仁等对于自发实践的“事后追认”的强调从纯粹经验的角度看,似乎没错(因为,比起直接按照旧体制下的法律法规将有关自发实践判为违法的做法来,政府对人们的实践事后确认当然更好)。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强调如果要有意义,必须针对有关自发实践背后的规则建立;但如果是这样,这也连带意味着,(既然涉及规则的事儿不是非得被动地等待它出现,那么)强调“事后”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当然,这也反过来反映出,这样强调的人其实并不完全理解自发实践和支撑自发实践所需要的规则之间的逻辑联系,对自发实践于推进中国改革的重大意义一知半解。

2、把市场规则产生的内在逻辑,看成纯粹理论家的活动,是站在现实彼岸的愿望诉求,而不是渗透在自发秩序的成长之中的。

自发实践一旦被启动,其中的人们对于维护这种实践所需要的规则就会有切实的利益,人们的实践和支撑这种实践所需要的规则(对这些实践主体而言)就成为两位一体的事情。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自发秩序,如果他理解得足够深刻,应该意识到,仅仅把自发秩序看成是人际间“自发的互动交往”还不够,还应该同时把它看成是“人们基于一套共同接受的规则而进行互动往来”,因为只有这样,观察到的人际间自发的互动交往才是稳定的、可持续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存在。

按照这样的理解,当人们说,市场规则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时,这里的“逻辑”决不是出于理论家空洞的臆想,而是“自发实践中的人们‘逻辑地’产生出的对于公平规则的诉求。”正如盛洪在研究电信领域的制度变迁时多少认识到的那样,进行实际运营和操作的人们对公平竞争规则的认识,“与经济学家主张的有关竞争的基本原则极为接近”。当然,实践的人们并不总是很快会意识到他们对于市场规则的利益(如同游戏中的人有时会认为没有规则或坏的规则对自己会更好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维度的利益如果被理论家揭示出来,他们会不承认。理论家的角色其实也正在于对“逻辑上应该如此”的事情予以揭示,推动人们的实践活动从不自觉变成自觉。

在中国,很多领域的实践者都有被政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不合规行为搞得狼狈不堪的经历。如果经济学家-法学家能够为这些实践者提供理论引导,推动一些领域的规则建立,这是有现实性的。这同那种把依靠领导批示、题字来获取对某种特定做法的支持也视为“制度创新”(典型的,如杨瑞龙对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做的案例分析)、把政府直接介入经济的行为(如张五常对县域经济制度的评价)大加褒扬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相比,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理论家在扮演“使逻辑落地变成现实”应该扮演的角色,后者,则是因为完全不顾自发秩序的内在逻辑要求而不自觉地沦为“(不合理的、也不合逻辑的)现实的辩护士”。

3、把市场规则的内在属性,同现实中规则是如何地切实地建立起来混同。

务实的人们总是会想:“光说应该有规则以及规则应该如何是没有用的,我们得看现实中的政府是否乐意”。这种看似“老道”的看问题视角把规则的建立仅仅看成是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而看不到,规则之为规则(能够为某一领域的多次反复实践所遵守),它必须具有的一些实质性的要求并不是由博弈主体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例如,市场准入原则一旦确立,它就是普遍适用的,政府或者目前在位的企业就绝不能再对后来进入的企业加以排斥。

现实中,太多的时候规则确实是在利益的博弈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说,规则一旦建立,它就不再是“一事一议”性质的,而是普遍适用的。之所以人们容易把规则的内在属性和规则建立所经历的利益碰撞混同起来,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进行的利益博弈其结果指向都是特定的、具体的,而为建立市场规则而进行的利益博弈,其结果指向是非特定的、普遍适用的。总之,为建立规则而进行的博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政府“一事一议”的决策模式,或者,避免未来反复地与政府进行博弈。

显然,除了极少数因为长期受到权力的荫蔽而获益的人之外,广大自发实践的主体无不希望有确定的规则建立起来,从而可以摆脱因为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骚扰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虽然规则的建立可能需要艰苦的利益博弈,为此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但规则建立起来的好处从长期来看,这是值得的。

现实中发生的,有多少属于“以建立规则为目的的博弈”(规则导向型,或一般利益导向),又有多少是“以具体的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具体利益导向型)?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必定能够以一次次的博弈为线索,看到有关规则的演进,但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无休止的、一次次的利益较量(那些被“坏的经济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制度创新”的,在性质上因此都是“看似前进一小步,实际确是退后一大步”http://lmo6876.blog.163.com/blog/static/167443802201091193522469/从经济学界的人们所做的各种案例变迁研究来看,属于前者的,远不如属于后者的多。不管是涉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还是涉及集体土地开发转让的案例,我们更多地看到的都是基层的实践者和掌握权力的政府之间的“具体利益导向型”博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走到今天,很多领域的规则始终建立不起来,“市场自发秩序”始终没有摆脱权力之手的任意摆布而依然脆弱。.

 

简单小结:

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以高超的政治谋略使得中国的市场自发秩序得以全面启动。仅就此而言,他的功劳无可估量。但,对于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家们而言,应该是到了超越思考“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时候了!只有当我们对“为什么从自发秩序中可能长出市场规则”达到了实质理解,从而对于过去改革成功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做到“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时,我们才能不至于陷入自己都不知缘何如此的困境。

 


[1]市场自发秩序是由具体的自发实践所支撑的立体结构,它不仅包括自发实践本身,还包括支撑这种实践的制度-规则。就诸多领域支撑人们的自发实践的市场规则仍然阙如而言,我们只能说中国的市场自发秩序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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