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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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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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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悲剧与民主无关  

2012-07-22 23:05:55|  分类: 政治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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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行的政治哲学理论,雅典民主制是经典的民主政治的案例,而苏格拉底之死被认为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天然缺陷”。这种教条可以说深得人心,于是乎,“民主手段论”出台了,就连政治上英明的丘吉尔也这样说:“民主是个很坏的制度,但其他制度都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这是最低的要求。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但这些缺陷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真的应该归咎于民主制度本身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城邦国家同计划经济一样,都是封闭社会,它的运作逻辑决定了权力必须是绝对的、不容挑战的。苏格拉底的言论自由只要危及了大多数人决定的单一价值主导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不被容许的。那个情况下的民主政治,用阿伦特的话讲,其实处于“前政治”的阶段。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奥威尔的《1984》中描写的政治没有两样。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体的生活从形式上看是全面的政治化了,但实际上恰恰是反政治的,因为个体对于所从属的共同体没有选择的权利,个体只能服从它。在那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涉及的无非是共同体的意志的具体来源而已,“民主”并不能使共同体的意志就更理性、更不任性,它只是为其批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都不觉得个体不能乱说话、不能自由交易等有什么奇怪,那么,苏格拉底的言论自由被认为毒害当时的青年,对当时的社会有潜在的策反作用,并因此遭到审判,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实际上,之所以今天人们会把苏格拉底仅仅因为言论自由就成为雅典民主制度的敌人当成是反常的,并用以反思民主制度本身所内在的危险因素等,是因为人们是不自觉地基于现代多元主体并存的开放社会的语境来看待这个事情。否则,像耶鲁大学政治哲学的公开课上讲授者向学生们提出的意在刺激他们思维的问题“你们认为苏格拉底应该被处决,还是应该被判无罪?”价值就并没有想像的大,因为,有意义的回答只有两种:要么,以封闭社会为前提,那么,答案是苏格拉底应该被处决,要么以开放社会为前提,答案则相反。不管哪种答案,都不涉及民主和言论自由这种基本人权乃至更普遍意义上的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与其说与其说导源于民主的问题,不如说导源于封闭社会,是封闭社会的权力结构特征决定了个体不能拥有有基本的自由,至于说,是让民众还是让一个专制的君主来“操刀”对个体自由进行抑制,这其实是无差别的。

上面提到了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直观上人们可能容易理解,但还需要解释。封闭社会指的是那种社会还没有分化、个体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决策单位、利益单位被承认的社会,也就是说,无所谓“公”也无所谓“私”的社会。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公私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是一定范围内自发市场秩序逐渐扩展、并且这种扩展逐渐地反馈到政治运作上的结果。只有当一个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域,个别的私人利益在不断地互动、重组、整合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并立的结构(而不是随时有危险“瘫缩”成单一的“利益极”)时,政治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治”,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才会形成。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利益、意见的高度流变性,公私的界限也是高度流变的。这种流变性背后的机制是竞争。它是贯穿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原则。“公共的”是个别的私人利益、意见相互之间竞争的结果。因为每个个体、每种利益、每种意见,都是个别的、特殊的,都处于竞争之中,都是“之一”而没有绝对的“唯一”,所以,就像常识告诉我们的一样,那样的社会是一个新奇不断产生、各种意见林立、宽容度高的社会。长期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的人,有强烈的自我利益动机维护一个公平的竞争结构,包括对不同于己的特殊利益团体采取宽容的态度并在法律上平等地保障,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个体的利益既是特殊的,但又是普遍的,今天苏格拉底的自由被侵害,明天可能自己的自由也将不保。

道理上讲,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开放社会的兴起背后的重大意蕴,回过头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过去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性质。我认为阿伦特将封闭社会条件下的政治称为“前政治”是极为中肯的。政治学的人更愿意把雅典时期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相提并论,把军事政权的斯巴达置于雅典的对立面,但是,从我这个学经济学的人的视角看,应该相提并论的是同处于封闭社会的阶段的雅典政治和斯巴达政治,因为,就像上面讲的那样,对那样的社会而言,是让民众还是让一个专制的君主来“操刀”对个体自由进行抑制并无差别。那种将雅典时期的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相提并论的做法,只看到了两者就权力的来源而言没有区别,而没有看到,就个体是否被个体产生出来的整体给吞噬而言,两者之间的不可抹杀的巨大差别:“前政治”中的个体时时需要小心自己是否成为了少数派,因为一旦如此,个体就会成为社会的“公敌”,除非社会整体洗牌,少数派是不可能在政治上得到平等对待的。苏格拉底在雅典民主制度下被公决,以及人们针对直接民主制(它适应封闭社会,不涉及不同特殊利益的竞争)而提出的“多数人”的暴政一说,按照此处的分析,绝非偶然。公权力的运用在没有公私分化的封闭社会中,不管其来源如何,注定了是随机的、任性的。这与所谓的民众素质不高并无直接关联。

再来讲苏格拉底的悲剧。从苏格拉底个人来讲,他的悲剧我更宁愿说是因为他太过于地超前于他所在的社会所处的阶段了。如果把他放到目前的中国社会,推想起来他的命运会好很多。他很可能会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贡献,而对他的审判将有望成为翻转政治上对合法与不合法进行界定的正统参照系的临界事件。确实,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演化的过程中,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合法与不合法之间对抗的白热化将会产生与当时在封闭社会审判苏格拉底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目前处的环境比当时苏格拉底的要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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