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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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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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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经济、意愿逻辑与不受限制的权力   

2012-12-05 23:25: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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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身份经济不相容。前者基于产权规则和竞争而运作,竞争中的胜出者就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所需求的服务。后者,基于身份和对于利他动机的自我宣示而运作,企业是否服务于社会不是作为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呈现的,而是事前根据企业的身份而被认定的——不具有特定身份的,再怎么在市场上努力也不被认为是服务于社会的,而具有特定身份的,无论怎样做,都被认为是服务于社会、并因此应当受到特殊保护和优待的。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认定企业是否服务于社会。国有制之所以被强调并作为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规定性,就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国有企业才是服务于社会、人民的,而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的企业则不是。虽然有了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似乎挺现代、科学,但实质上,它把特定的身份同特定功能的实现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同皇帝或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从一个人的出身来认定他是否为家族利益服务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原始的、部落文明的身份思维。如果说,假设一个社会可以简化为一个(利益同质化的)家族、社会中无数个个体的利益可以简化为一个家族的利益,身份思维还有一定的道理的话,那么,在中国明确宣称实行市场经济、不同个体的个别利益得到了法律上的明确承认的背景下,我们再基于身份思维来运作经济就显得荒唐了。

不过,这正是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前面的修饰语,它切实地在发挥作用、在规定着我们的经济的运作。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是一种自我宣示的、粗鄙的意愿逻辑,因为,到底特定的企业——不管它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是否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取决于它切实的表现,这只能事后判断,不能因为是“国有”,我们就可以断言它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就必须“保障它的巩固和发展”。

意愿逻辑、身份思维和不受限制的权力,三者相互支撑,三位一体。为了实现所意欲的目的,就建立一个用来实现这样的目的的特殊组织与之对应,然后宣称只有这样的特殊组织才能实现这个意欲的目的,这是一个“自我意愿宣示的循环”。这个循环之区别于毫无意义的、对现实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个人私语或独白,在于它背后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支撑。换句话说,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用来“论证”任何意图实现的目的,以及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特殊组织。

对于上述三位一体的结构,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看到所宣示的意图的良善,而不容易看到这个结构本身在性质上的恶。逻辑上讲,现实中的存在,只要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所支撑的,不管它自我宣称的目的听起来是良善的还是不那么良善的,这本身就是恶;自我宣称其存在是为了一个良善的目的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一点,虽然这确实能够蒙蔽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们。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为主体都不能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也因为此,所有行为主体都是法律上的平等主体,没有谁享有身份上的特权。具体而言,任何行为主体都必须接受这两种约束中的一种:要么是市场竞争的约束,要么是民主的公共决策程序的约束。没有任何主体可以依靠宣称自己的特殊使命和特殊身份而逃避这两种约束。市场中的企业不可能通过宣称自己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就要求消费者必须接受它,或者要求国家“保障它的巩固和发展”。这太不合逻辑。它必须靠竞争的筛选来“论证”自己确实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而如果是市场外的行为主体(例如,国家成立的负责全国铁路网络建设的机构),它也不能自我宣称自己是为人民服务,或者自我宣称自己的成本多高因此国家应该补贴等等,而是必须由公共的决策程序来评定它到底是否如此。

总之,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指涉的意愿逻辑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一切都只能在“关系”(指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中事后被“论证”或“证伪”。此时,与意愿逻辑、身份思维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三位一体对应的是,效果逻辑、平等思维和受限的权力的三位一体。

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的地位认识不清已然成为改革的重大障碍。人们不清楚,造就国有企业的身份特殊化的有关制度(包括上面提到的宪法第7条)是本身就有问题、因此不应该存在呢,还是这种制度本身没有问题,只是现实中的操作出了问题。我认为是前者。我的看法是,造就国有企业的身份特殊化的有关制度是祸害之源;它一方面造就背离社会大众利益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存在找到了借口。我们必须要么把国有企业当成真正的企业,适用于其他企业的市场竞争规则也适用于它,在竞争中能长则长、该亡则亡,要么把国有企业变成专门承担特定公共职能的国有机构,接受民主的公共决策程序的约束。现在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为人诟病,正是因为它定位不清晰,游离于两种约束之外:赚钱了,它不认为是特权所赐,自己独占;赔钱了,它怪承担了社会责任,不承认自己经营管理有问题。

定位不清晰的国有企业背后是自我指涉的意愿逻辑和身份思维。这样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存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中,一方面,靠的是背后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支撑,另一方面,还靠人们的意识含糊。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前者能够在现实中呈现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请目前的国有企业运作背后自我指涉的意愿逻辑和身份思维的荒谬性,所以,他们才会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既得利益的问题、权力意志的问题。很多人爱说中国的很多问题是既得利益阻碍改革造成的,而在我看来,如果太多的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界对于支撑中国国有企业如此运作的、自我指涉的意愿逻辑的荒谬性都看不透、不能予以透彻揭示,只是含糊地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乃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给予国有企业特殊身份对待有其道理,那么,把中国改革目前遭遇的困境归咎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似乎过于简单了。

再恣意的权力,也得需要一张画皮作为遮蔽。揭穿画皮,而不是绕开它直接去责问、鞭打背后的权力意志,这从长期看可能更重要。一个恣意的权力横行的世界,依然也是由观念包裹起来的世界。观念的力量,从长期看,胜过赤裸裸的权力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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