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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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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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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识到反思后的常识  

2011-10-06 07:38:40|  分类: 新古典经济学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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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ppeal to commonsense, far from being the antidote to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actually involves an even deeper commitment to metaphisical abstractions. Commonsense is no refuge from philosophy; it is only bad philosophy.----David Lamb

 

虽然爱因斯坦曾说“常识就是各种偏见的集合”,但更多的作家似乎倾向于对常识大加颂扬。例如,他们会说,“常识是直觉。拥有了足够的常识就是天才”,“没有受到教育但是有常识比受到教育了但没有常识好一千倍”,“不要轻看常识,常识并不普通”等等。同这些人一样,我也不怀疑常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言。同样,我也不怀疑很多常识是充满了智慧的、是值得我们去反复体会和思考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常识?常识与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常识是怎么来的?对于给定的某种“常识”,我们又怎么知道它就一定是正确的、充满智慧的、以及对于我们的实践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的?

实际上,“常识”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包容性的词(an umbrella term)。具体到某个常识,它既可以是充满了偏见的,也可以是有智慧的以及健康的,或者是不那么好明确归类的。例如,在西方民主国家,即使是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本能地知道,即使政府给予他再多物质上的帮助,这也不能成为政府取消掉其某些基本权利,或者赋予政府干预他私人生活的借口。这,可以认为是健康的、充满了智慧的常识。又如,收入越高人越快乐,这可以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常识,但显然超出一定的范围,它就不成立了。

虽然常识有充满偏见的,也有健康的、充满智慧的,但这并不对人们的实践构成严重的问题。在生存竞争中,在自保本能的驱使下,大体而言,个体会“自动”地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常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在某个时代或者在某个人群范围内流行的特定常识可能会被淘汰,旧的常识淡出,新的常识逐渐出现——而实践着的人们甚至来不及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反思这背后理由。

常识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相关性是如此,但是,如果涉及到的是理论工作,则情况大不一样。理论工作就其性质而言是反思,而反思就是把那些客观上本身就在起作用的、但人们通常意识不到的(因为在他们直观所看、所想的范围之外)“机制”或“逻辑”明确地呈现出来。例如,我们不会说没有经济学人们就不会做生意了、个体就不会算计了、经济就不运转了;没有生理学,我们的生命肌体就不知道如何运作了;没有植物学,植物就不开花结果了,没有语言哲学,人们就不会说话了,没有哲学,人们就不思考了等等。相反,在这些领域理论工作的目标恰恰在于,逻辑地或概念地把握现实中事物的展开,通过这种方式,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事件(event)就像是自己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在展开一样,而理论家无非是把这个“隐蔽的”逻辑揭示出来而已。

不是所有的理论工作者都明白其理论工作是如此性质的。以我自己的观察,当理论家不明白这个道理时,可能会有如下表现:第一,在自己那个领域越是懂"理论",就越是不懂该领域或相关领域的常识(这里,我指的是通过观察事物的正常运作可以获得的那种健康的常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通常,该领域的理论家信奉的“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例如,在经济学领域,越是信奉(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其然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越是倾向于支持中央计划经济,越是不理解市场的效率有赖于市场主体的存在、以及市场主体能够作为市场主体又有赖于法律上对个体权利的基本保障。

第二,把理论当成是对常识的简单总结与归纳,以为“理论化”的工作就是把常识加工得精致一些、工整一些而已。在经济学领域,这典型地体现在人们对最大化模型的雕琢上。如果说,没有经济学,个体也会模糊地按照最大化的原则行事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家干的事情就是,在各个领域——从个体消费者、生产者决策,到政府决策——以各种各样的可以想到的方式把最大化模型玩出花样,有的是致力于它的形式化、精致化(如萨缪尔森、阿罗等),有的则致力于使得它更具有现实相关性(如科斯提倡的所谓比较制度分析,以及在政府决策领域用得很多的所谓成本-收益分析),或更具有逻辑一贯性(如张五常对个体最大化决策的约束条件的强调)。

不仅是最大化模型。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关于分散的私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如何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在精神实质上其实都是对于已有常识的精细化雕琢,而人们就把这种事情当做是“理论化”的工作本身了。

第三,(与第二点密切相关)执着于常识以及对常识的精细化表达,而意识不到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常识背后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在背后支撑我们直观上容易观察到的常识的“机制”“逻辑”或(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就经济学而言,从常识的层面讲,不管是最大化理性人模型,还是边际效用递减假定,或者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假说,它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普通人容易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理论化的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此以及对它们的雕琢上,还必须绕到它们的后面去,把背后的逻辑支撑反思出来。——这个,宪政经济学只能算开了头,系统性地这样做还没有开始。

 

说了这么多,我最大的质疑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它可以仅仅建立在常识(包括雕琢了的常识)的基础上吗?我不相信答案会是肯定的。今天的经济学,如我之前所讲,不管其在形式上显得多么地科学、多么地与斯密时代的文字表达拉开了距离,在精神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做到超越常识。相反,由于其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对常识本身的精细化雕琢上,反倒是忘了理论工作的本分在于反思、在于绕到常识之后。如果在斯密时代,当经济学处于萌芽时期时经济学家能够把常识比较系统地讲述出来就算不错了的话,那么,两百多年过去了,似乎有些荒唐的是,人们在把常识讲得更加精细化的道路上并没有更好地理解有关常识本身,反倒是,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获得的常识(如:斯密所谓的自然正义体系对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本融不进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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