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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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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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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选择与成本-收益算计  

2011-10-25 08:58:15|  分类: 规则、自我约束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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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中心词汇是选择。但是,是谁在选择以及选择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对于大多数在新古典主流框架之下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个问题理所当然的答案是:是经济中的个体在选择,选择的对象是资源(它们能够满足个体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我们的(新古典主导的)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而展开的,无非是,加上了对于个体自由选择的福利后果的论证,以及相应地加上了对于政府干预个体自由选择的福利后果的说明。

不能认为新古典的这种做法本身是错误的。但值得思考的是:既然是经济中的个体在选择,那么,作为外在观察者、但意图为政府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家能够对个体选择以及个体选择的后果说些什么呢?逻辑上讲,只要承认(接受)个体是最终的选择者,就得承认(接受)个体选择在社会经济层面产生的后果(A),反之,就两者都不承认(B)。总之,你不能同时接受A和B,因为两者是不兼容的。这个逻辑反映到政府政策问题上,意味着:如果接受A,那么,就得接受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而如果接受B,那么,就意味着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个体的选择进行干预,因为个体的自由选择此时并没有作为预设的逻辑前提而被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不一致”------我指的是,它一方面坚持个体是选择的主体,但一方面,又以各种逻辑上站不住的借口支持政府取消个体的自由选择------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不是不应该承认个体是选择或算计的主体,而是:在新古典的框架下,个体的选择被“窄化”地理解为仅仅是给定制度、规则之下的选择。“制度、规则给定”就像一个紧箍咒或自我束缚的镣铐,一旦戴上它,经济学家就再也不能现实地分析现实中的经济运作了,而只能去“分析”所谓纯粹的个体选择、以及基于这种选择的纯粹市场运作(这样的“分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在前面的博客中我称它为“经院哲学”)。瓦尔拉斯(1874)是这种性质的“分析”工作的先驱,后来的新古典理论在性质上不出其右,虽然后来的理论家关于个体选择行为、个体选择行为的社会福利后果的“分析”更加精细化了。

不能对个体选择背后的相关制度、规则条件进行分析,这对经济学来讲差不多是致命的。因为,从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改善经济系统的运作,而这,既不是可以靠外在协调者的英明、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个体进行道德说教啦解决的,而只能通过改善有关的制度、规则,通过它们实现将个体的目的性行为导向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方向。当经济学不做这样的事情时,往往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要么去呼唤一个外在的协调者(政府)来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要么,直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指点,认为这样或那样做才是理性的、才是符合社会利益的等等。这些做法,不仅背离了经济学的本来目标,而且,也因为这种背离,其产生出来的“知识”也是僭妄的、危险的。

对制度、规则本身进行分析,在经济学这个领域是有特殊要求的,那就是:始终把他们看成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可以得到理解的事物(社会学经常采取的态度刚好与之相反,这使得制度规则本身成为不可理解之物)。按照门格尔的分类,人类社会的制度要么是:自发的、有机的,要么是“实用的”。如果制度是作为个体行为的非意图的结果而在那里的——如货币制度、语言、习俗等——则被归入前者,而如果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则被归入后者。门格尔看重前者,认为只有前者才值得去分析,后者因为是直接被创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哈耶克继承了门格尔,也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作为非意图的结果的制度类型上。他提出的关于制度的群体选择的概念也确实对解释现实中的制度演化有所帮助。但是,问题在于,不管门格尔还是哈耶克,按照他们的思路,好像经济学除了对于有关制度进行解释之外(虽然理解各种作为非意图后果的制度这本身非常重要),对于制度到底应该如何、是否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改善等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布坎南做出了他的贡献。站在哈耶克的肩膀上,在充分承认很多对人类提供效用的制度并非人类有意识的设计、甚至也不是可以有意识地设计的前提下,布坎南从美国立国的宪政实践出发,强调了人类有意识地改善现行制度的可能性。在布坎南以及很大程度上受到布坎南影响的Vanberg看来,从个体选择出发,不仅可以对现实中自发形成的制度进行解释,同时,也可以对于好的制度应该是怎样的提出规范性的建议(布坎南称之为“假说”,因为,关于经济学家建议的制度改革方案,最终需要相关当事人来决定是否接受)。个体的选择或算计,于是从规则之下的成本收益算计,拓展到了个体关于采纳某种制度方案对自己带来的利弊的算计、一种更为抽象的算计。

在制度选择的情形,个体的算计、权衡牵扯到的因素很不同于个体在给定制度之下对特定决策的算计、权衡。对于习惯了对个体选择进行精细化“分析”的人而言,面对制度选择问题,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无非是,在一个不同于常传统的市场选择的领域应用个体选择的有关“理论”——由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后来大体上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不用说,这个方向的研究就其“盯住行为本身进行分析”这个特点而言是非常新古典的,也很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味道,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直接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方法在政治领域加以应用。

不过,有理由怀疑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分析,一定只能是“回溯性”的,即:通过观察给定制度下由无数的个体行为产生的系统性后果并对其进行反思,来反观现实的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改善的空间,而这,恰恰不是通过盯住个体选择行为本身、对其进行精细化分析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除非首先有了(关于特定制度可能可以改善的)问题意识,然后才有可能去观察(特定制度下)个体行为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然后才有可能在特定制度与有关后果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才可能实现对于制度本身的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在这里体现为充分认识到制度和制度产生的系统性后果之间的联系是由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建立起来的。

面对制度选择的问题,到底是盯住个体的算计本身,还是以个体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回溯性”地反观制度,并在特定制度与所关注的、系统性的社会经济后果之间建立联系,这确实值得认真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区别和内在冲突追溯起来早在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的经典著作“同意的计算”一书中埋下了伏笔,而之所以后来布坎南和塔洛克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研究道路,尤其是,布坎南因为不满意公共选择理论“盯住个体的选择选择”而逐渐地从公共选择理论转向了宪政经济分析,也可以从此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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