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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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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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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分析什么?  

2011-10-18 04:58:00|  分类: 经济学中的方法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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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时代,可以说有经济学而无经济分析,而在今天,夸张一点讲,似乎可以认为,有经济分析,且经济分析的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和系统化了,但这并没有真正推进经济学知识的进步。

什么是“经济分析”?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进入他们的脑海,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本能地在进行着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分析活动,那就是,对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进行分析。不管是应用广泛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强调当事人行为的约束条件)均衡分析,还是直接的最大化算计,种种的分析无不是围绕个体理性选择行为本身进行的。这样的经济分析一方面非常易于普通人理解,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普通人其实就是按照最大化的思维在行事,只不过,他们不见得明确地意识到了,且往往也没有有意识地运用有关经济学的概念来思考,所以,当经济学把这些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上升到理论时,普通人会觉得很亲切,感觉经济学就在自己的身边。另一方面,这样的经济学分析对于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好像也很便利,因为,直观地看,似乎政府作为一个组织与市场中的任何理性主体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此,运用同样的经济分析,似乎政府政策的理性也是可以由上面提到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加以保证的。

上面讲的,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差不多勾勒出了今天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致思想线索。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技术上日臻繁复和精致化,并且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也越来越专业,但如果抓住上面讲的这个基本线索,那么,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所谓的最大化理性人概念,还是成本-收益成本分析、均衡分析、(科斯的)比较制度分析、个体的效用函数、社会福利函数、集体选择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新古典式的“经济分析”这条藤上的枝蔓。进一步,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济学在精神实质上真是简单至极,因为,经济学家要干的事情,无非是在不同的场合运用合适的方法来对个体(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选择进行分析而已。像我们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先对消费者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再对生产者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再对一般均衡实现时进行分析,总之,将一切被认为经济学应该关注的对象用“理性选择行为”这个框框去框,“理性选择行为”既是分析的起点(指:分析对象首先被假定为是理性主体)也是分析的终点(指:将理性选择行为背后“黑箱”具体打开,然后表明它确实是符合理性选择的要求的)。

主流的经济分析是一种停留在经验直观层面的“分析”。看起来它在做“分析”,但严格地讲,无非是把经验中本来就在发生的事情用技术化的语言重新表达一下而已,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析(真正意义上的分析会带来新的信息,会是知识发现的引擎)。这样的“伪分析”只能有两种命运:要么,沦为经院哲学,或成为纯粹为教学服务的工具(这样的教学只是让学生对其自身的实践有更自觉的意识,而不是为他以后探索新知识铺路),要么,为政策上僭越当事人的自主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因为,只要是在分析,我们会自然地认为它意在增进我们的知识,当情况恰恰不是这样的,而是相反(即:它只是对经验现实中本来就发生的事加以重新表达而已)时,人们很容易用这样“分析”的结果来规范现实)。

如果承认对于个体理性选择的分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析,那么,在经济学中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呢?或者说,经济分析应该分析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的任务了。经济学,从诞生起,就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指点个体(或者组织)应该如何理性选择,而是以改善经济系统本身的运作为目标。由于经济系统的运作以个体的自主选择为前提,因此,如果关注的对象是经济系统本身的运作,那么,个体的自主选择恰恰是不能作为分析对象的,而应该把那些外在于个体决策的制度条件(它们影响而不决定个体选择)作为分析的对象。换句话说,只有把个体的自主选择作为不变量,外在于个体的制度条件才能作为变量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进而才可以最终把关注点落脚到整个经济系统的运作上。

亚当斯密充分意识到了经济学的使命在于改善经济系统的运作,但是,他没有找到可以操作的方法来对影响经济系统运作的基本制度、规则进行分析。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由于执着于对个体理性选择本身的分析,而将经济学带离了它本来的使命。陷在错误的经济分析中,也难怪太多的经济学家不能理解“经济是由多元利益主体组成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协调只能依靠普遍的规则而不是最大化算计”这样的基本洞见。


p.s. 循着我这里讲的思路,我们可以想想温州信贷危机,想想是否可以认为它是由人们的投机行为造成的?如果直观地、常识地看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认为,它就是人们的投机行为造成的。把个体的选择行为置于分析中心的新古典理论家也会做出类似的诊断。但稍微多想一下,则可以明白:人的行为内在地具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因此,指出某个不好的宏观现象是由人的这种行为倾向造成的,同说某个地方有人从楼上掉下是由重力造成的一样荒唐。换句话说,既然在任何情形下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且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为了解释某种社会经济现象,我们恰恰不能用人的这种行为来解释,而应该问:为什么在别的情形下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就没有导致不好的后果呢?更具体地,就温州信贷危机这种事情而言,则需要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不好的后果?而这,自然地要求我们去检视相关的政策、制度、法规等,因为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趋利避害的个体才会如此行为、才会导致对整个群体乃至社会都不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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