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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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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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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实体与此岸世界的存在  

2011-09-10 17:08:56|  分类: 新古典经济学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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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有限存在)与性质同在。实体,一定是指具有某种性质的实体;性质,一定是寄居于特定实体之中的性质。没有无性质的实体,也没有纯粹的、不寄居于任何实体的性质。这是此岸世界的存在之根本性质。

何谓此岸世界?就是理性驻扎、并不断展开的世界。这里所说的理性,指的是人会有意识地以某种方式超越感官地对经验世界之物进行整理,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动物的“看”。这是一种升华了的、但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一种“看”(它是概念中介了的concept mediated)。例如,当一个人说他看到了学校,商场,电脑,某个人,凳子等,他看到的其实不仅是“经验实体本身”,而是具有特定性质的经验对象。换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我们作为人所关切的,并非“经验实体本身”,而是具有特定性质的经验实体,或者说,经由特定经验实体可以被感知到并为我所用,或者让我感兴趣的某种性质。

不加反思的直观经验站在上面所论的观点的对立面。它会把上面提到的学校、凳子等直接等同于“经验实体本身”,而非具有特定性质的实体。它意识不到,当我们指着经验中的事物说它们是xxx时,只要我们不是在做纯粹的命名工作,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具有特定性质的经验实体,否则,我们将根本无法言说。从认识论的视角看,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经验实体本身”,有的只是具有特定性质的经验实体;为了能够说出、分析那个经验中的有限存在,我们只能基于它的性质而谈论(这已经是人的实践了,只是处于最开始的阶段——在科学研究上,它对应的是“实证”部分)。

可以说,抽象掉性质的所谓“实体本身”,是一个无意义的概念,或者说,是我们无法谈论的概念,因为,所谓的“实体本身”无非是与认识主体无关联的、不以任何方式出现在主体的意识里(被主体意识所中介)的事物——而这,从逻辑上讲,相当于是在有限存在的此岸世界人为地划出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被置于了我们的认识之外,就像上帝或者康德所谓的“物自体”那样。

如果说,“实体本身”属于无意义的谈论是因为把性质抽象掉了,那么,对称地,如果我们把实体抽象掉而只“看”性质,那么,性质就会“沦落”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彼岸的理念,而不再具有现实的生命力。例如,一旦我们不是把美的理念看成是“掺入”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美的事物,并且在其中获得了其生命力的,那么,我们就极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错误,即:把美的理念本身提取出来,把它置于对立于此岸的美的事物的位置,也就是上帝的位置。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高举了美的理念,但实际上恰恰是把理念变成了与现实中其他实体并置的实体,只不过,在这样的做的同时给予了其一个名义上的特殊地位而已。就认识而言,可以说,为了指认性质,我们必须借助于经验实体,同时,就实践而言,可以说“性质”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在主体对于客体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谈论没有性质的所谓“实体本身”,或者,无实体的、抽象的、居于彼岸的“性质”,两者的进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没有做到逻辑彻底地始终停留在此岸的世界中,也就是说,没有做到始终真正把此岸的存在当成是此岸的存在,而是将此岸的存在以各自的方式委托给了彼岸——前者,委托给彼岸的是“实体本身”,后者,是“性质”或“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分割地看待“实体本身”和“性质”,并把各自当成是独立自存的,这几乎是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的一部分。即便对于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而言,如果不加以深刻地反思,往往也难以避免掉入这样的窠臼。也因为此,要做到逻辑一贯地谈论、分析此岸世界的存在,并非容易。这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意味着,不仅在谈论“是”、也就是实证的部分很难不走上了岔路,同时在讲“应该”,也就是规范的部分,也很难避免这样。这里,我简单地举一些经济学中的例子,它们都是由于没有深刻地理解这里讲的“此岸世界的存在之根本性质”而产生的;这些例子,如果不是特别留意,一般人们是看不出中间的问题的:

1、混淆“自由选择”与“在特定情形中呈现出来的具体选择”;

2、混淆“权利”与“权利的具体应用”(或者“权利在特定情形中对应的具体对象”);

3、混淆作为表达性质(直白的理解就是双赢)的效率概念与在特定情形中效率的具体经验呈现;

4、混淆作为一种性质的成本概念与在特定情形中成本的内容;

混淆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对于自由选择而言,本来正确的理解是,它作为一种性质一定是体现在现实中人们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选择之中的,但是,有时一不注意,人们会将具体的选择与作为一种性质的自由选择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并且,基于方便研究的需要,用前者替代后者;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们会对强迫之下做出的特定选择与自由选择之下人们做出的特定选择不加区分(比如,在自由社会中一些人选择做慈善,或者,为了减肥节食,虽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也会观察到人们也在做似乎是同样的事情,但如果所谓的慈善是基于强迫,或者所谓的节食是因为没有吃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又如,提到权利,很多时候人们要么把它等同于抽象的、不需要在现实中加以具体呈现的空洞之物,要么把它与权利实现时人们所享受到的经验实体等同起来,在认识上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似乎我们作为人就只能在两种极端之间选择,要么要那个抽象的权利,要么你就只能要具体的实物。很多主张社会主义或者福利国家的人,在论辩上采取的技巧其实就是这样:首先告诉你所谓的权利都是空的,然后,劝说你,接受那个被称为“权利”实则站在权利对立面的(基于特定主体的意志而恩赐下来的本质上不靠谱的)具体实物。

类似的逻辑混淆,读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的例子中加以体会。在经济学中,它特别充分地体现在(但不止于)人们对于作为中心概念的效率和成本的理解上。这些混淆,在根儿上都源于没有做到深刻地理解此岸世界的存在之根本性质——而这个,最直接地讲,又与没有深刻地体会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角色相关。就经济学研究而言,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什么重要,原因也在此。只是,我现在认为,“主观主义”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词,因为它似乎暗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前者强调了物是主体眼中的、具有某种性质的物,对主体具有某种意味的物,而自然科学就不是这样似的——这个,按照这里的分析,其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也承认,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物的性质而言,这确实是有系统性的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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