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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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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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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处于蒙昧时期  

2011-09-16 17:53:23|  分类: 新古典经济学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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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自由选择将资源导向价值最大的地方”——整个经济学其实就是围绕这个命题而形成的。如果做一个测试,看看是否有经济学家不承认这个命题,我想,答案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承认这个命题、以及承认经济学应当基于这个命题建立起来的是一回事,对于这个命题是否达到了正确的理解、以及是否主流的经济学建立在对这个命题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基本判断是:就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水平而言,这个命题虽然是作为常识被接受了,但是,他们只是把它作为经验之谈、以及不反思的常识接受了而已。虽然从亚当斯密到阿罗-德布鲁,似乎从形式上看经济学把这个命题变得来具有了严格的、科学的样子,但这丝毫没有实质性地推进人们对于它的理解;相反,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执着于公理化、形式化的一般均衡理论,以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证明该命题(而不是真正理解该命题),反倒将经济学带上了岔道。

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命题。该命题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个体的自由选择”(A),二是“资源流向价值最大的地方”(B)。通常的理解——也是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时地会“掉进去”的那种理解——把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当成是一个独立于个体自由选择的客观事实(O),它可以由专家客观地知道并告诉人们。按照这种理解,A(个体的自由选择)和B(资源价值最大化的流向)是独立的,或者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仅仅是一种经验可能性而已。基于此,我们看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从庇古到科斯,从萨缪尔森到李普塞到弗里德曼等等---无不是“经验地”如此理解市场:如果个体自由选择被认为能够导向O,那么,市场被认为是有效的、因此不需要政府干预的,反之,则被认为是无效率的、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的。

这种新古典的市场观,也是具有不加反思的常识的普通人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市场观。它对于“市场的二分法”显得很朴素,但,究其实质远非如此。具体而言,它需要先确立O,然后经验地把A和O联系起来,然后,再经验地对两种情况做出区分,一种A与O吻合,另一种A与O不吻合。这里关键之处在于,O真的是可以被经验地确定(specify)的吗?也就是说,对于特定稀缺资源,其价值最大化的用途到底是什么是可以经验地确定的吗?例如,不同的市场主体在竞争一块土地,一方想用它来盖房子,一方想用来作商铺,确定O就是要求明确到底这块土地应该用于盖房子还是商铺。注意,这里对O的确定是必须独立于当事人的自愿选择的,也就是说,在不基于私有产权以及自愿交易的前提下就得知道,到底所谓的最优资源配置是什么样的,是用于盖房子呢还是作商铺用?——这显然是荒唐的,它实质上要求我们在否认个体作为行动主体的前提下去谈论所谓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家的这种做法,在精神实质上与在一个无人的星球上谈论最优噪音问题(或者其他最终只有人才能作为评价主体的问题)一样荒唐。他们表面上在做科学,分析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在进行无意义的语词排列、在发出空洞的无意义的声音而已。

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参与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数理经济学家,到后来的新古典中坚力量如萨缪尔森、索罗、阿罗等,再到后来的科斯以及大多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从根本上明白上述道理。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理解经历长达快一个世纪的发展内部也有所推进,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不管是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理论,还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它们都是从O出发而形成的,因此终究都是建筑在浮沙之上的。我之前讲新古典大厦的阿丘琉斯之锺,指的就是这个。

上面讲的是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将资源导向价值最大的地方”这个命题未加反思的常识化理解,也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那么,经过反思之后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科学都得从一些基本的分析命题出发。经济学也是如此。分析命题一方面在逻辑上必然为真,另一方面,由于它在逻辑上将性质上不同的事物关联了起来,因此,它是我们分析经验现实问题的引擎。“个体的自由选择将资源导向价值最大的地方”这个命题,如果要能够作为经济学的基石或核心命题,它只能是分析命题,其中“个体的自由选择”(A)和“资源流向价值最大的地方”(B)具有逻辑上的蕴涵关系。也就是说,所谓的“资源价值最大的地方”是由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指示出来的,也是由此被定义的。

从这个分析命题出发,我们能够知道的,永远都只是关于具体经验现象的性质,而不是具有该性质的经验现象的实体。例如,在自愿交易发生时,我们可以说资源流向了价值最大的地方,反之,如果是强迫,那么,我们会说资源一定不是流向了价值最大的地方。至于就每一次的经验观察来看,到底资源是如何流向的——稀缺的土地是用于盖房子还是商铺——始终是流变的、因此是我们抓不住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地就不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具体的个案中到底资源应该用于哪个方向的问题上,而是会放在如何事物的性质方向;进一步,就这个性质——即:“自愿交易”和“资源实现其最大价值”始终是逻辑等价的——始终是得到满足的、因而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的经验相关性而言,我们自然地会问:经验中这个性质是如何得以呈现的?而,这就到了宪政经济学的探寻道路了。

同张五常一样,宪政经济学家也都承认,自愿交易导向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是一个始终都成立的分析命题;但是,不同于张五常的是,宪政经济学家明确地把作为当事人自由选择的背景性条件的制度结构纳入分析,而不是盯着给定制度框架之下人们的最大化行为的多样化呈现、并通过这样的做法替代或模糊了对于给定制度框架本身的分析。在宪政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一方面,作为经济学基石的那个分析命题始终得以保持,另一方面,它找到了该分析命题与经验现实的接触点,即:现实中的各种制度结构。通过它,那个纯粹抽象的性质——自愿交易导致资源价值最大化——具有了经验的载体。我们于是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会有不同的结果模式,它们有的更好,有的更差,由此也就可以对什么样的制度结构是更好的做出判断。按照这种分析思路,虽然就那个纯粹抽象的性质而言,不同的经验呈现都可以认为是无差异的,但是,它们的 “质量”却是有差异的,而这,恰恰是现实相关(reality-relevant)的经济学应当关注的。

 

哪天经济学开始明确地把“个体的自由选择将资源导向价值最大的地方”当成是分析命题,哪天经济学才能算走上正轨。目前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处于不加反思的常识化地理解这个命题的阶段,与当初亚当斯密时期相比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即便有了现代的数学形式化的包装,我们仍然可以说,在思想上或精神实质上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非常原始的和蒙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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