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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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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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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与交易成本  

2011-03-24 22:53:28|  分类: 科斯与新古典思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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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自然是两方或多方的交易;成本,自然是决策者的成本。

关注交易,以及交易产生的结果模式,这是经济学家工作的重心所在;关注决策,或者说决策本身的优化问题,这是其他领域(典型的如决策理论)的研究者工作的重心所在。经济学家为了把注意力聚焦到其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多人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可以如何改善其运作——需要把个体或组织的最优决策问题当成给定或者黑箱,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超越个体的理性决策进而针对社会范围内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理性建构。相反,对于决策理论家而言,问题似乎相对比较直截了当,他们似乎可以不以市场为背景来对所谓的最优决策问题加以理论化。

经济学的问题和个体的理性决策问题常常纠缠在一起,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人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前者简化为后者。前者,我们称之为多元主体相互间的协调问题,涉及到的是不同主体不可通约的多元目标如何兼容地实现的问题,后者,是单一目标的实现问题,属于技术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经济学家的最终聚焦点并不是一个个的市场主体如何交易(或者进行最大化算计,或策略性地行动),而是一桩桩具体交易背后的制度结构,而如果是后一类问题,那么,在经济学上,人们会说,这无非是一个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说,两类问题的不同性质决定了研究者所需要关注的关键变量不同。对于第一类问题,交易背后的制度结构是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关键变量,而对于第二类问题,成本则可以作为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关键变量(凡是为了实现某目标或获得某种结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都可以被囊括到“成本”这个范畴)。

对于未经训练的直觉而言,第二类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比较自然。于是乎,对于第一类问题的解决而言,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局面就是,(由于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缺乏自觉意识)人们不自觉地按照解决第二类问题的思路来谈论第一类问题的解决。例如,在多方主体自愿交易的场合谈论成本、成本的最小化等,而不是谈论交易背后的制度结构。我在这里针对的,当然是科斯。

不错,在《生产的制度结构》一文中科斯也提到了“制度结构”,但是,就他更一贯的做法而言,他强调的恰恰不是这个,而是成本。当然,在科斯那里,他并不是直截了当地使用“成本”,而是使用了含糊其辞的“交易成本”这个概念。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关注成本就不能关注(超越个体理性决策的)社会的经济问题,而如果要关注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能关注成本。或者,换个方式说,关注交易(“交易”涉及交易双方的契合,这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于个体的理性算计的“社会”维度的出现),就不能使用成本这个概念,而使用成本这个概念,就只能关注个体(或组织)的理性决策问题,就不能再关注交易。

对照科斯的做法,可以发现,科斯恰恰试图使用“交易成本”这个含糊其辞的概念来同时兼顾两类问题。具体而言,如果你把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的重心放在交易而不是成本上,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概念会将人们引到对于制度、制度结构的关注上(当然,由于逻辑的不彻底性,受制于这个概念的人即便关注制度结构,他们往往也总是想把制度结构压缩为单一维度的量。因此,可以看到,他们时而讲交易成本时而又讲制度结构,似乎不同的制度结构是可以化约为不同大小的交易成本而比较优劣的),而如果你把这个概念的重心放在成本而不是交易上,那么,你会发现,它会将人们引向了对于个体或组织的理性决策问题的研究上。前者,以芝加哥产权学派为代表,后者以威廉姆森对于组织理论的研究为代表。

将本来逻辑上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交易”和“成本”——捏合在一起造出一个所谓的交易成本概念,然后,试图凭借这个“两头都占、但实际上两头都不靠”的概念来对改造新古典黑板经济学,难道这就是科斯的伟大之处?据说,一名思想家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含混。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倒是认为,科斯把“交易”和“成本”这两个概念捏合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起到了一石二鸟——即:同时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制度问题和组织问题纳入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作用,但最终很可能的结果是,两方面的研究都被引向了企图。

在我看来,对于第一类问题的研究,如果研究者最终不能摆脱任何意义上的成本最小化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路,而真正把聚焦点落脚到制度的结构上(以及不同制度结构对应的不同结果模式上),那么,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或者说,经济学只能沦为社会工程学(不管是全盘的还是零碎的);对于第二问题的研究,如果研究者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的最优决策问题要值得研究,必须针对的是开放竞争条件下的个体决策问题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决策问题,并且,在开放竞争条件下个体的最大化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竞争筛选出来的有关个体特征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不管他怎样地为其理论化工作披上形式化的外衣,它也只与那种纯粹的单个主体的头脑能够把握的理性(或理性建构)相关,而与那种有助于理解适应性演化的理性(或理性建构)无关。

不过,现实的情况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经济学的问题--它关乎的是社会合作网络的形成和改善---理解成(单一主体的)成本最小化或某种意义上的最大化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在抛开开放竞争的社会背景的前提下把所谓的最优决策问题进行“科学化”的处理。这两者之间是同构的,其实质都在于:将“社会的”维度予以抹杀了。导致的后果当然是,不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问题得不到理解,同时,个体(或组织)的理性决策问题也得不到理解(米塞斯强调了个体理性不是单纯的个体头脑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这一点,很多研究最优决策和组织理论的人似乎并不理解)。

那么,如何做到在这两类问题上不要把“社会的”维度给抹杀了呢?我的答案是,一方面,在第一类问题上,我们需要在方法沦上做到逻辑一致地把关注点集中在交易以及交易背后的制度结构上(这也意味着,不要在这样的场合使用“成本”概念),另一方面,在第二类问题上,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将个体或组织的理性决策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嵌入”社会合作网络,通过这种方式使个体的理性决策和社会合作网络同时得到更好的理解。当然,这也是一种同构,不过,我认为是正确方向上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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