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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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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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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社会理性”与利益妥协  

2011-11-19 06:32:03|  分类: 政治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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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偏好A甚于B,并且偏好B甚于C,如果在面对A和C之间的选择的时候,没有选择A而是选择了C,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不理性的”,因为,个体的选择没有做到逻辑一致。在将个体的偏好(或价值偏序)集结成“社会的”偏好时,经济学家如阿罗也试图基于同样的思维来谈论和评价“社会选择”。按照阿罗的分析,在多数投票规则下,很有可能一个逻辑不一致的社会选择结果(如;偏好循环)会出现,因此“社会选择”并不总是符合理性的要求的。

如果说,在个体选择的情形,现实中的个体就是不逻辑一致地行事大不了也就是损害他自己利益的话,那么,在社会选择的情形,这个问题似乎就大了。至少,在阿罗的分析框架中,由个体选择集结成的社会选择如果不能达到逻辑一致的要求,那么,我们似乎就又理由认为这个社会不是理性地组织起来的,而是基于任意的偏好在那里运作的(“没有逻辑一致的答案”,在逻辑上意味着任意的答案都是可以的、也都是等价的)。进一步,按照这个逻辑,所谓的民主社会,它的运作与专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其运作相当于服从任意指定一个人的偏好)的运作没有实质区别。

阿罗的结论被认为具有深远的意义,据说,它指出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说,在我们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是因为经验中有时个体决策存在着外部性的话,那么,在阿罗那里,这种矛盾彻底地就是一个逻辑矛盾,与经验无关。很多人都喜欢纯粹的智力挑战。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沿着阿罗的思路,很多人都在想:能否设计出某种程序,使得通过它集结出的社会选择就可以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这样的问题虽然很技术性,但是,究其实质无非是:找到某种程序,使得(基于个体选择而整合)出来的社会选择不是处于悬而未决的,而是确定性的,且这种确定性的结果又是由个体偏好有效地“投射”出来的?

不过,我不认为这种性质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彻底解决的。在我看来,那些宣称发现了某种技术手段解决了这种性质问题的人,无非是要求大家认可他发明的程序,因为,不同的个体偏好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整合,这是一个不可能由任何程序加以化解掉的事实。实际上,在技术上无法解决的——指直接从纯粹逻辑的角度得不出确定性答案——的问题,在现实中可能不是问题,或者,很可能并不像用技术语言表达的那样属于不可解决的性质的问题。阿罗式的问题,如果大家不是把他当作纯粹的逻辑问题或数学问题,而是一个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有意义的问题,那么,它恰恰不是问题,因为,在遇到投票僵局或者投票的结果大家都不满意的情形,人们总是会找到其他的利益妥协办法,例如,重新投票,或者,修订投票规则等等。总之,如果问题就在面前,决策又不得不做,即使没有办法论证出一个唯一的、确定性的答案,社会作为一个集体也会像个体决策一样,权宜地做出选择。

怎么看待阿罗对于“社会选择”的理性或逻辑一致性的强调?这直接取决于你从那个视角去看它:如果它当成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阿罗的这种强调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跟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非常相关的一个问题,至少,我们可以怀疑这种强调的意义所在。例如,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社会选择的结果必须是符合逻辑一致性的要求的?难道如果不这样,整个社会的运作就会陷入混乱、不同的人之间的利益妥协就绝对无法实现?同样地,我们还可以问:难道当“社会选择”的结果不符合逻辑一致性的要求时,民主社会的运作在性质上就与专制社会没有区别了?

经济学把不同主体的利益协调或妥协放在其研究的中心。就民主社会的运作机制本身是一个利益妥协的机制而言,经济学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是再自然不过。只是,利益的妥协在现实中绝不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也不是靠某种形式化的外部设定的逻辑就可以给出确定性答案的问题(如果是那样,社会的运作也就太简单了),而是同时具有权宜成分(不可论证)和逻辑成分(可论证)的事情,而且就达成妥协之后的局面而言,它也是不是可以用某种外部强加的形式化的逻辑一致性来justify的。例如,按照“交易对双方都有利”的原理,经济学家可以很明确地断言,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选票交易(明的或暗的)是很难避免的。又如,一项对特定群体不利的游戏规则,如果是在一致同意规则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被制定出来的,而一项对各方利益从长期来看都有利的游戏规则,是有可能得到各方的一致同意的,虽然各方也可能为了使游戏规则更多地有利于自己而有所僵持,等等。总之,就现代民主社会的运作而言,不同的主体事实上在以各种方式达成利益的妥协,妥协的达成本身就在justify民主社会的运作机理,而不需要诉诸任何外部强加的所谓逻辑一致性标准。当然,不是说投票和投票规则不重要,而是说,基于投票的决策过程不能理解称是单纯的、对已经在那里的个体偏好的机械反映,而应该看成实现利益交融和妥协的过程的一部分。

反观阿罗的思考进路,如果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是一个智力玩家,而是当做一个试图对理解和改善民主社会的运作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那么,至少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并没有触及到民主社会运作的真正逻辑,而只是在用假想的逻辑去替代真正的逻辑在思考问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会得出这样的极端二分法结论,即:要么(在有关限制性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多数人规则直接导致性质优良的社会选择结果(此时,不需要利益妥协,或者直截了当的利益妥协结果就在那里因此问题已经解决),要么,这种规则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此时被认为利益无法妥协,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专制)。逻辑上讲,如果阿罗不是首先用人为的、也是强加的逻辑一致性作为标准来“套”本质上作为利益妥协结果的“社会选择”,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二分法结果。这种局面的出现直接反映出所采用的标准本身是扭曲的、与它要规范的对象之间缺乏内在的契合。

总之,理解和改善民主社会的运作是一回事,阿罗强调的逻辑一致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混为一谈只会带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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