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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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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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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学、作为社会算数学(social arithmetic)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伪科学性  

2010-08-28 22:40:30|  分类: 经济学中的效率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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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很务实的学科。其务实性之一表现在,它关注整体社会经济在广义的物质层面取得的成就——而这,集中表现在那些在市场交易中其价值被客观化的事物的货币价值的加总。基于此,按照有人的说法,经济学注定了是物质主义的、也是以可算计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否则,就不会有经济学的存在,或者说,就只能有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我的朋友冀志堽就持这种看法,另外一位读者朋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经济学到底是应该把整体经济看做单一维度的财富加总,还是应该把它看做是一种结构化的秩序(Structured order),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与今天的古典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与反经济的经济学的分野。

“经济学”这个词在古代指的是“家政经济学”,其核心在于“节省”。由于在家庭这样小的秩序空间里,目标是单一的,所以,很自然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给定的目标就是“economizing”的全部含义。但是,正如哈耶克反复地强调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涉及到的问题并不是“以最小代价实现给定目的”这样的性质的(布坎南称之为工程学性质的问题),而是无数个具有各自不同目的的主体如何相互作用而形成某种类型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好的(或可欲的)社会秩序意味着,一方面它是无数个个体从自己利益出发行事的非意图的后果,但另一方面,它又同时能够满足其中的个体的不同需要。例如,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个体作为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越来越好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好的社会秩序的典型。反之,在任由人乱扔垃圾的沙滩上,每个个体都随性地乱扔垃圾,导致的糟糕的沙滩环境作为多个个体行为的非意图的后果,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坏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按照这个思路理解,就在于研究: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在现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不过,现代以来尤其是凯恩斯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受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偏离了对于好的社会秩序的关注,而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向了对于更大的社会产值的关注。对于追求可度量性、精确性的人们来讲,更大的社会产值无疑是比“好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明确度量、因此,也显得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算计大辩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简单而直接的考虑:依靠中央计划来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从逻辑或者理论上讲,并不比资本主义(或者说基于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差。考虑到分散决策带来的无序竞争等负面效应,像Lange这样的经济学家更是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可以更有效率。即便是考虑到中央计划存在的官僚性、信息约束等方面的问题,像Lerner等也仍然认为,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因素就会使中央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因素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独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不利因素照样存在(这其实可以认为是后来Coase的“市场和政府都不是完美的”的“母本”)。

当然,今天已经有很少的国家、很少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了,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虽然没有在全局范围内搞中央计划经济、以及这种做法再也不容易得到认同,这并不妨碍几乎所有的国家在零碎的政府政策层面实行“政府替代市场”——这可以从流行的“市场和政府都不是完美的;两者应该互相补充”等论调看出来。而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仍然在为此提供理论支持。同当初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的争论一样,今天,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仍然老思维不改,仍然在做“社会算术”——刘业进发明的词汇,我认为非常传神地抓住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方法特征。如果说,在当初的争论中,经济学家们所做的“社会算术”是在总体经济层面进行的,那么,今天,经济学家们为了对于政府政策问题开出药方,他们得在具体个案的层次做“社会算术”。奥运会动员n多人排练值还是不值、一个政府资助的工程项目到底值还是不值、政府对实施某个行业实施管制与其他的可行的问题解决办法相比值还是不值,这些都得基于“社会算术”。

很少有人认为这些“社会算术”有什么不对。因为,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的影响,人们通常只想得到: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给定的目的,或者,怎样实现给定目标的最大化,而往往想不到:在一个社会层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目标让位于什么样的目标,这本身也是待定的,不是先验地在那里的。例如,针对污染问题,人们容易想得到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减小污染,但是往往容易忘掉的是,到底污染到什么程度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是最优的(也就是刚刚好的),这本身是没有办法先验地知道的,因此,真正最值得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污染者的利益与受污染者的利益这两种冲突利益之间实现比较好的平衡?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讲,不可能通过假设事先知道答案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更好地利用市场过程来解决——而这恰恰不是“社会算术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否则,我们就可以认为市场可以某个更高的理性主体——它能够做“社会算术”——来替代。

承认市场之外还有可以进行“社会算术”的超级理性,还是承认只有市场、没有人可以站在它之外,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对应着前面提到的,到底是把整体经济看做单一维度的财富加总,还是应该把它看做是一种结构化的秩序(Structured order)。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我认为是伪科学的,就在于:它最终仍然是以不靠谱的“社会算术”为基础建构起来的。

科学社会主义今天已成为过去,但是,“科学的”社会算数学今天仍然流行。(大的社会主义已经死去,但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干预主义的政府政策)仍然流行。---布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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