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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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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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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正确的事情 VS. 正确地做事情  

2010-08-14 00:06:20|  分类: 经济学中的方法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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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承认具有不同目的的个体存在。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不同的目的竞争同一资源的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例如,A可能想用一块土地来种菜,B可能想用它来盖房子。可以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社会的运作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与冲突的协调中不断展开的。

不同的主体对于同一资源有着不同的用途,这一方面是一个利益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经济学上讲的所谓“资源有效配置问题”(虽然这种说法已成习惯,但我本人并不认同)。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存在着这么两个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需要严格区分开来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到底争议的资源应该用来做什么?服务于冲突目的中的哪一个?第二个层次是,在技术上如何尽可能地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实现给定的目的。前者,用通俗的话讲,关乎的是“做正确的事情”,后者,则是“正确地做事情”。例如,我们可以说,希特勒可能实现了正确地做事情,但,他没有能够做正确的事情;掌握了炼钢技术的人被发动起来大炼钢铁、是在正确地做事情,但是,他不见得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在经济学理论中,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辩论以来,这两个问题就没有彻底搅清楚过。太多的经济学家,如Lerner, Lange,Coase, Heilbroner,从来就没有明白过,Mises-Hayek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行的论证,不是在“正确地做事情”这个层次,而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层次。在Mises-Hayek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抛开了竞争性的市场——它承认作为自主性主体的存在、把这样的主体的目的当做是先验地、无需论证的存在,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在逻辑上永远得不到论证。例如,在当下的中国,土地如此稀缺,人们想用它来满足各种需求,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决策者先验地知道,到底应该有土地用于满足建房子的需求、多少用于观光需求、商业需求、多少用于种粮食的需求等等。又比如,我国搞的各种大工程项目,不管是三峡工程还是南水北调,或者神六上天,它们都可以在“正确地做事情”这个层次得到论证,但,这些事情本身是否正确,却是无法得到论证的。

在市场经济中,承认个体的自主性存在,也就必须承认不同目的之间的不可化约性。正是这种不可化约性成为了自愿交易的前提,而自愿交易本身成为了唯一的、能够使不同目的之间相互协调的手段。有各种理由可以表明,没有任何办法先验地知道到底稀缺性的资源应该用于什么用途,因此,依靠市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易,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问题解决办法。市场的结果,也就是自愿交易的结果,成为唯一的指示,它告诉我们到底资源应该如何在冲突利益之间进行协调。

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大量的人力被调动起来进行奥运会的排练。如果问:这种做法有效率吗,这就必须考虑,到底把这里涉及到的稀缺资源——人力,用于排练还是其他事情更合算?当然,我这里说的合算与否不是算政治账,而是经济帐。这个经济账从逻辑上讲,不是某一个主体可以根据任何先验的标准可以算计的,而由涉及到的交易主体(指独立预算的奥运筹办方和社会上的个体)自发决策所决定的。如果有1000人基于自愿交易而愿意参加排练(这意味着,筹办者出的价足够高,以至于这些人愿意放弃做其他事情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把这1000人的人力用于排练的用途,而不是其他的用途,从社会的角度看是更值的。这就好比两个人的一桩交易,当物品从甲自愿地转移到乙那里时,这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用于满足甲的需求对满足乙的需求的妥协——不是无条件的、无代价的妥协,而是一种互利的妥协、一种将利益对立双方转换成利益一致的双方的一种妥协。

利益从冲突到和谐,因此,完全是一个当事人自愿选择的事情、是一个基于当事人主观评判而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自以为是地告诉当事人说,“从社会最优或者社会福利,或者所谓的最优资源配置的角度,你应该做什么”,因为,到底什么是利益和谐之后的结果,只能是交易之后才呈现出来的。但是,太多的人,包括很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会认为,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个可以科学地给出答案的问题(在现实政治中,这被有些政治家从所谓的“政治正确”出发认为是可以预先知道答案的事情),于是乎,只要现实中的个体行为偏离了这些人心目中的所谓正确的事情的标准,它就有可能被责难、被纠偏。

对于一个社会的运作而言,如果有谁宣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政治领袖的最高指示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兼政策咨询者会打着科学名义主张类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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