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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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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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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微观的经济学研究可能是个方向性错误  

2010-08-11 23:37:43|  分类: 对张五常经济学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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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同样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可能观察到存在着N种做法。经济学能不能够、有没有必要去搞清楚,为什么现实中同样或者似乎同样的事情,既有A做法,也有B做法?

    先从我回老家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说起。一天,我和家人到一个卖各种小吃的铺子吃点东西。该铺子卖的东西有:凉粉、凉虾、冰粉、凉面、卤肉等,都是些典型的四川小吃。我们点了凉糕和凉虾。这两种东西都是大米面熬成的夏日小吃,吃的时候会在碗里加入红糖。我记得多年前这些东西都只卖5毛一碗,但现在都涨成了1块5一碗了。因此,问到:这些东西为什么变得这么贵了?老板的回答是:现在糖涨价了。当时,我正在想难道糖涨价对于凉糕价格的影响如此大,家人就说了:你不知道吗?现在凉糕这样的东西都不是卖凉糕的铺子自己做,而是去批发来的,卖的人只是在批发来的东西的基础上加点糖而已。我听了感到吃惊,因为确实这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从顾客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你不管到哪家去吃,最终吃到的东西其实差别不大(把买来的凉糕加糖并无技术含量)。当然,作为经济学行当的人,我还有一个本能的反应,那就是,像凉糕这样的根本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要求的粗加工食品,现在变得来居然也专业化地生产了。用经济学的行话讲,这是与纵向一体化相反的过程(de-integration)。

    老板看到我对凉糕是批发来感到吃惊,就过来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啊。现在都是这样的。没有几家是自己做的。他还进一步告诉我,他卖的其他一些东西如冰粉、卤肉(我忘了还有些什么了)等,都是从专门的生产者那里进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家人还告诉我,现在市面上卖的馒头大多数也是这样的)。我看老板比较爱讲话,于是就进一步问:为什么不自己做呢?老板的答案是出奇意料的简单:自己做太麻烦,也不一定掌握得好火候,批发的更方便。不过,当我进一步问:是不是你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自己做出来的而是批发来的时,答案却是:不是,凉面是自己做的。我又问:为什么凉面就自己做呢?老板当然又给出了他的理由。他讲的具体的,我也忘了。但印象中,我有这么个概念:老板认为自己做凉面比较便利些。

    这个小小的经历还是给了我这个书呆子一些刺激的。我在想:居然一个小吃铺卖的东西都能够有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且,对于不在这个行当的人来说,要准确知道哪种小吃是按哪种模式生产出来的(用经济学的行话讲,就是生产应该是否一体化),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宣称具有很强洞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也不能吧?)。

   这让我反思: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去研究到底现实中的人们如何做事情?到底采取何种合约?我感觉,太微观的经济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经济学家永远不可能比当事人更知道如何做正确的事情。当然,即便承认这一点,有经济学家仍然会说,通过对经验现实进行观察,我们总是可以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不错,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层面上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虽然我承认它作为一种“经验学”,对于具体决策的企业家还是有些参考意义的。

    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对现实中人们如何组织生产、以何种契约形式实现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进行研究。这个发展方向表面上看,出于对传统的价格理论与现实经济脱节的反叛,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并没有跳出新古典理论在封闭的逻辑框架中进行推理的套路,只不过,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中,约束条件和个体的理性决策都是高度抽象的的(例如,作为消费者,约束条件就是预算约束,决策要考虑的无非是需求量),而在反叛之后的理论中,个体面对的约束条件更加现实了(它们概略地用“交易成本”这个术语来指代),同时,个体的最大化决策涉及到的往往也不再只是一个维度的变量,而是多个维度的变量(例如,在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中就讲到,如果地主提供的土地比较肥沃或者地主提供部分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话,那么,佃农可以接受一个地主更高的分成比例。)。

     理论上讲,只有当事人本身才能知道,在现实的决策中到底哪些维度上的事情是与他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纳入其最大化决策的权衡取舍的;而理论家,作为事后的观察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对观察到的当事人的决策进行事后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理论家凭借自己对于经验世界的洞察力,通过把自己设身处地地放在当事人的位置猜想,哪些因素是影响当事人利益、因此,影响当事人决策的。可以想象,如果张五常作为理论家完全不了解小麦和稻谷的生产情况,他是很难从众多的、听起来都可信的假说中选出这样的假说来验证的:即,小麦的收成波动比稻谷大是导致种小麦的土地更多地是采取分成契约、而种稻谷的土地采取固定契约的原因。同样的,可以想象,张五常如果完全不了解凉糕、凉面的生产情况,基本上他是不可能知道一个小吃摊上的不同小吃,到底哪些是批发来的、哪些是自制的。

     理论家永远不可能比当事人更知道到底如何作出最大化的决策,但是,理论家总是能够对观察到的个体决策进行事后理性化,这两点放在一起,这构成一副有趣的画面。我的感觉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对现实中的人们如何决策这件事本身上的理论家,一方面很聪明,但另一方面也很愚蠢。我说的“聪明”指的是,这样的理论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经验现实,他能够聪明到没有解释不了的(只要掌握了最大化理性人这个工具,一切都不在话下),我说的“愚蠢”指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在“聪明地”一次次地向人们展示最大化理性人这个工具对于解释(其实是事后合理化)现实中的个体行为的巨大效力的同时,他忘记了,对于个体总是会在约束条件尽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世人早已知道,没有必要一次次地演示给大家看。

    当然,如果理论家对于现实中人们如何决策的关注是为了对观察到的、在整体经济层面展现出来的有关结果模式(pattern of outcome)予以说明,我会认为,他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最大化理性人模型来说明个体的最大化决策是毫无问题的、也是可取的。像张五常对台湾减租之后农业产量升高从个体理性决策的角度进行的解释、阿克洛夫对旧车市场上汽车的平均质量偏低的解释等,都属于这种类型。但,芝加哥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对各种个体行为本身(不管是商业行为如搭售、一体化还是非商业行为如歧视行为)的解释,包括张五常试图对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契约类型(不管是固定合约还是分成合约,计件或计时、长期或短期合约)的解释都不属于这种类型。

    总之,经济学研究如果因为不是因为关注个体行为在社会整体层面产生出来的结果模式而关注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行为本身,包括个体与他人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当成是需要放在显微镜下予以研究的对象本身,我非常怀疑,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现实是多样化的,现实中个体即使面对同样的事情作出的决策也是多样化的。经济学家非要对这个客观存在的多样化本身进行解释,在我看来,无非是编织一套自圆其说的说辞而已(当然,有的精致一些,因此,显得有了科学的、实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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