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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的博客

宪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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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

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从事宪政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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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利益与宪政利益:既得利益者可能反对提供其既得利益的制度吗?  

2010-07-21 01:45:57|  分类: 规则、自我约束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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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人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因为,在那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占优选择都是要成为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今天有幸成为统治者的人明天可能被统治,反之亦然。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制度进步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好的制度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陷入反生产力的竞争纠葛之中,有些好的制度可以自发地演化出来,而有些则不然。这里说的好的制度主要指私有产权制度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私有产权制度的反面有很多表现形态,如集体所有制、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不管它们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实质都在于;它们为人与人之间的无谓争斗、而不是和平地竞争提供了土壤。例如,在公有制下,资源的实质性支配权取决于那些有权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要么被代表。谁都想成为代表者,而不是被代表者,这就是纷争的根源(更不要说由于代表者所攫取的位置从来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必然行为短期化,并由此导致租金耗散现象出现。)。

对于生活在坏的制度下的人们,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如何有可能过渡到好的制度呢?

很多人对此问题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是由利益主导的,既得利益者很难愿意放弃他们在现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因此,即便存在着一个潜在地对所有人都好的制度,它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致同意。

我承认,这里确实存在着类似于囚徒困局的选择障碍:在给定制度(局)下,个体的占优策略会阻碍个体作出“破局”行动(对现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我这里想提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旦“局”中的人认识到,从长期来看还存在着更好的“局”时,达成“破局”共识的可能性至少会大一些吧?

直白地讲,我们可以问:贪官有没有可能更愿意生活在一个严格法治的社会?靠贿赂而取得采矿权的煤老板有没有可能更愿意采矿权是按照公开、透明的拍卖程序获得?靠与权力“合作”而被允许进入某行业的企业有没有可能更愿意该行业是没有准入限制的?等等。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原因是:

第一,在给定制度条件下,官员贪污、煤矿老板贿赂、企业与权力“合作”是他们的占优策略。在给定制度条件下,被选择的占优策略并不意味着这些主体就喜欢有关的制度;

第二,个体虽然都是趋利的,但同样现实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更愿意以某种比较荣誉的方式、或者,至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获利。这也意味着,人不是天生地想通过贪污、贿赂或者与权力勾结来获利,这只是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个体生存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个体不仅仅是利益的动物,他还是追求社会认同或者荣誉感,那么,至少在观念层面上(而非操作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个体是可以就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制度达成一致意见的——好的制度,是那种可以使个体同时兼得利益和荣誉感的制度,例如,公平的竞争制度。相反,这也意味着,没有人天生就喜欢那种能够实现其最大化利益,但是不能带给其荣誉感的制度。

我讲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比较书生气的。我知道,现实中就有很多人根本不管荣誉感或不荣誉感,而只求现世的利益最大化。不过,似乎幼稚的想法贯彻到底了可能不见得幼稚。我讲这些的目的在于:通过直指“制度之恶”,以及提出关于好的制度的愿景,让更多的人们明白,好的制度其实是每个人都想生活于其中的,而之所以我们今天被困在坏的制度之中,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只能在给定制度下,或者说给定的“局”中行事,因此,现行的制度才成为自我实现的、无可逃脱的牢笼。

宪政经济学区分了行动利益和宪政利益。前者指个体在给定制度下遵循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进行选择,后者指个体对制度本身进行选择。大多数的场合,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个体,都只注意到前者,而忘记了后者。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合理的、所有人都抱怨的制度往往可以持续很久——而它们很可能就是一戳就可以倒的;不仅如此。由于人们根本不考虑制度本身的改变,或者我讲的“破局”问题,困在局中的人往往互相抱怨,今天没有得利的人怨恨那些得利之人,明天又反过来。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关制度的邪恶、并要求对它进行变革,而不是把指责的焦点集中到在该制度下采取了有利于己的占优策略的主体,坏的旧制度向新的好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对很多问题,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而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最可以贡献的,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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